北平解放后，63军188师卫生处和供给处合并为后勤处，地点设在门头沟。照片为与后勤处战友合影，摄于1949年春。后排右一为吕硕。

吕硕 口述 刘林陨 王万影 李东方 整理

我叫吕硕，本名吕振纲，河北肃宁人，生于1916年4月，按虚岁算，今年已经100岁了。我于1938年初参加八路军，并于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投身革命

1931年至1937年夏，我在外打工。1937年5月，我失业回到老家，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了。之后，我被县区征调当民工，去河间修公路，在肃宁挖战壕，协助国军南撤。肃宁县原国民政府县长谷耀山随国民党53军跑了，国民党的政权垮了，人心惶惶，社会治安混乱，形形色色的真假抗日武装纷纷兴起，其中以共产党领导的吕正操的河北抗日自卫军和孟庆山的河北抗日游击军较为强大，最受群众欢迎，之后陆续收编了其他抗日武装。

老人1945年参军入伍，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虽然年事已高，但仍保有军人气质，站得笔杆条直。抗日战争中，张德老人参加了民兵连，曾随部队徒步到辽宁锦州接收日本军队军火；在解放战争中，老人带着武器回到家乡榛子镇，在家乡参加滦西县大队，保护解放区。

孟庆山游击军司令部及其下属游击军第三团1937年年末驻河间城里，王一民在游击军三团政治处任总务主任，他是保定第二师范学校的老地下党，和我是一个村的。1938年春节一过，我离家到河间城里找到王一民，参加了游击军，在政治处当通信兵。五月初换夏装的时候，我跟随王一民先后辞掉三团政治处的工作，回到肃宁城里在县基干队工作，他任基干队政治指导员，我在队部任文书，替他和队长梁友梅抄抄写写和保管文件、书籍等。同年6月，经王一民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一刻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成了我一生的追求。后来王一民同志调走了，我接替他担任代理指导员，后又担任指导员，负责基干队的政治工作及发展党员、健全党组织和开展支部活动。此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我都没有离开部队党务工作。

县大队

肃宁县是1939年3月被日本占领的，是冀中最后一个沦陷的县。1938年至1939年初，县大队的主要任务是锄奸、剿匪、反霸，维持社会秩序，维护党的政策法令在当地顺利推行；同时修炼自身，为日后战斗作准备。1938年秋末，上级派来抗大二分校的田兆选，任县大队队长。1938年夏末秋初，贺龙率领的120师来到冀中，120师特务团驻在肃宁。县大队为特务团输送兵员，帮助他们圆满完成扩军任务。120师对肃宁县的社会稳定和县大队的建设作出很大贡献，县大队排以上的干部基本上都在120师接受过训练，成为县大队的骨干。

日本鬼子占领了肃宁后，县大队配合大部队的行动，牵制和分散敌人的力量。我们四处出击活动，除汉奸、搞宣传、破路、毁桥、剪电线。鬼子在县城成立了地方维持会，地主高老佩被任命为维持会长，成为肃宁的头号汉奸。1939年夏的一天傍晚，我带着县大队手枪班的六七名战士，进到高老佩的家里，把他押到村外的麦子地里，宣布了他的罪状之后，开枪将他击毙。这次锄奸行动对肃宁的汉奸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

后方工厂忙生产

1941年初，为了支持前线的战斗，冀中分区学习冀南经验，由9分区第四游击总队建立后方工厂，地点设在安平县。我被调到后方工厂任政委，当时的厂长叫张旭。工厂一开始只是一个手榴弹厂，而后经过发展，逐渐拓展到制造炮弹、地雷，修理枪支，翻新子弹，生产被服、鞋帽等军需物资的总工厂。为了增加产量，提高效率，给前线战士提供更多的武器、服装和棉被，我们可算是绞尽了脑汁。制作手榴弹、迫击炮弹和地雷时要从翻砂开始。由于我们的工人大多是农民，没有文化，素质低技术差，所以开始时生产效率低。我们深入车间发动工人，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帮助解决他们的生活待遇、劳保福利、优属代耕等问题；开办文化课、政治课，对工人进行教育；建立健全党组织。工人觉悟提高了，生产劲头猛增。我们还想方设法改进工艺。很快，就由原来的一周翻砂一次提高到一周翻砂两到三次。原来我们只能制作黑色炸药，后来发展到也能制作黄色炸药。做军装、军鞋用的颜料大部分来自天津等敌占区，由于敌人的封锁，大部分时间都无法保证原料的正常供应，我们就发明了一些土办法，比如用槐花、皂角染布，这样既便宜又方便，染出的布也不易褪色。当时制作军鞋时，最麻烦的就是纳鞋底，于是我们将战士们穿破的旧衣服在工厂里裁好，然后分到区里，再由区里分到各村的妇救会，发动广大妇女纳鞋底，最后统一收回工厂上鞋帮，我们的战士很快就穿上了又结实又舒服的新鞋。我们还研究用自制的颜料当钢笔水，供给干部战士使用。我们还曾尝试自己造纸，但效果一直不理想，后来就只好放弃了。

九死一生险突围

转眼到了斗争最残酷的1942年。当时我在九分区后方供给部任总支书记。为了防止在敌人的扫荡中遭到敌人破坏，我们将工厂疏散，把设备埋藏起来；人员也分散隐蔽。我和一些同志绕过敌人的据点辗转来到白洋淀，隐藏在芦苇荡里，躲过了敌人的“五一”大扫荡。到了秋天，接上级指示，分区转移到路西。我们昼伏夜出，穿过敌人的两道封锁沟，过了铁路，到达完县集结。

1943年春节过后，分区一分为三，十八团等主力部队跟随吕正操司令员赴晋绥战斗，魏洪亮政委带两个精干连和少数干部回到冀中九分区，我和剩下的大批干部全到唐县张各庄冀中教导团学习。教导团按学员文化程度编有五个连，因为数学基础低，我编入四连。5月份的一次反扫荡中，因为比其他连队转移迟后一夜，错过了最佳转移时间，我们只能不停地变更方向，试图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但是到下午还是和敌人正面遭遇了，战斗打得很激烈，我们连伤亡惨重，连长、指导员都牺牲了，带领和掩护我们突围的骑兵团政委也牺牲了，连队也被打散了。我和副班长杜秉军以及另一名学员最终冲了出来。突围后我们三人藏在一个小山头后稍作休息，撕毁文件，忽听到山顶上鬼子的吼声，我们立马抡起背包、抱着步枪滚下山坡猛向前跑，并尽量忽左忽右不走直路。忽然我跌倒在地，我的左小腿被敌人的子弹打穿了，血一个劲地往外流。幸亏没伤着骨头，我忍着剧痛赶紧用绑腿把伤口绑紧了接着跑。四周围都是日本鬼子和汉奸，枪声一直响个不停。我们三个躲到了附近的一个村庄里。那里的老百姓都被鬼子吓跑了。我们刚钻进一个牲口棚内半人多高的草垛里，鬼子就进村了。只听见鬼子兵哇啦哇啦地叫着，一个汉奸在前面叫喊：“有八路没有？”大约过了半小时，鬼子到别处搜捕八路军了。等到晚上，我们出来才发现村里还藏着我们的同志。大家稍微休整了一下就准备出发寻找队伍。我因为腿伤发炎发起了高烧，只能留下来养伤，一块儿留下来的还有另外两个伤员。为了保持战斗力，枪支、子弹都交给了出发的战士，我们只留下几颗手榴弹以防不测。

我们三人在村子里安全度过了两天，到第三天突然发现村里鸡飞狗叫，感觉八成是有情况了。于是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每人拿一颗手榴弹分散隐蔽，万一不幸被抓住了，谁也不许暴露其他人。我藏到了一户人家的小仓房。仓房只有一个小窗户，光线很暗，墙角放着两个被套，被套前面斜立着两三根檩条。我小心翼翼地钻过檩条，避免在尘土上留下痕迹，托起被套把自己盖住，盘腿坐在地上。不一会儿，鬼子就搜到了这个仓房，他们一边哇哇叫着一边四处乱翻，还用刺刀到处乱捅。我躲在被套下面，手里握着手榴弹的引线，暗暗地提醒自己要“沉住气、沉住气……”并暗自发誓一旦被鬼子发现了，就和鬼子兵同归于尽！幸运的是，鬼子们没有发现我们。

傍晚，我们三个伤员聚在一起商量，认为旁边已经建立了鬼子的据点，不能在这里待了，得马上转移到山里。我们简单地吃了点干粮就出发了。走了好几天，三个人都走散了，只剩我一个人在深山里走。天亮时，我爬上山观察地形和敌人的动向，寻找方向和路线，看如何才能走到敌人背后去。黄昏将近，我按照白天看好的路线下山。山沟很深，两边是高高的山峰（后来才知道那是百花山）。走了一夜，天明时，我躲在一个小山坳里，后来被三分区骑兵团的侦查员发现。他把我带到骑兵团的连部。两、三天后，教导团路过这里时，我回到了教导团，编入一连，并被送到医院疗伤。伤愈后，即回到教导团继续学习。农历八月十五，我奉命穿过平汉铁路从路西回到冀中九分区，任机关总支书记。

抗战胜利

1944年9月30日，肃宁全县解放，是冀中地区解放最早的一个县。1945年春节过后，我从九分区机关调回肃宁县大队任党总支书记。在分区的统一指挥下，肃宁县大队参加了解放河间、文安、大城、胜芳等地的战斗。当时霸县信安镇的战斗，我仍记忆犹新。那是在1945年麦收时节，分区部署同时拿下敌人的两个据点：一个在天津附近的堂二里，由24团攻打；另一个在信安镇，由肃宁县大队配合34区队攻打。在那次战斗中，我们按照事先的部署，进入阵地，包围敌人的据点，安排狙击手狙击据点里的敌人，挖地道准备炸毁敌人的碉堡。同时，我们发动心理攻势，向敌人喊话：“日本鬼子就要完蛋啦，赶快弃暗投明吧，不然你们就要‘坐飞机’（被炸飞）了。”被我们围困了七天七夜，据点里的敌人没吃没喝，得不到支援，更怕“坐飞机”，最后只好乖乖地缴械投降。

1945年8月的一天，我们在完成一次战斗任务返回肃宁的路上，路过高阳河西村，军分区的通信员赶来报告：日本投降了！听到这一消息，大家高兴万分。村里的老百姓纷纷燃放鞭炮，欢呼庆祝。历经八年的艰苦奋战，我们终于打败了日本鬼子，取得了胜利。肃宁县大队随即编入野战军冀中三纵队564团，我任团政治处总支书记。我随部队投入了保卫张家口的新的战斗。

吕硕，男，汉族，1916年生于河北省肃宁县。1938年加入冀中抗日游击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指导员、政委、总支书记等职务。解放后先后在最高人民法院、冶金部地质局、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甘肃金川八八六厂、甘肃省西北有色冶金机械厂等部门工作。1976年退休，1983年改为离休。现安置在廊坊市老干部休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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