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目录：

1、中冶集团：矗立在改革潮头的钢铁雄师2、陈寅恪在北京的岁月：两度任教清华园，将父亲安置于姚家胡同3、自强不息 大地“清华”清华大学一百一十年的“红色追寻”

中冶集团：矗立在改革潮头的钢铁雄师

“中国得益于改革开放，中国将坚定不移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刻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进步的伟大历程，深刻把握世界各国走向开放、走向融合的历史趋势，郑重宣示中国将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之路的坚强决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了强劲正能量。

四十年砥砺奋进，四十年春风化雨。作为中国钢铁工业的开拓者和主力军，从1948年投身“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鞍钢建设，到建设武钢、包钢、太钢、攀钢、宝钢等，一路走来，中冶人始终以拳拳赤子之心和浓浓的钢铁冶金情怀，先后承担了国内几乎所有大中型钢铁企业主要生产设施的规划、勘察、设计和建设工程，为中国冶金工业的发展立下了卓越功勋。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中冶集团始终与共和国发展同步。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冶人高擎改革创新的大旗，破旧立新不断推进不同层面改革，并在改革-发展-改革的螺旋升级进程中，固本强身、转换动能，不仅摆脱了发展困境，更是进入了连续增长的快车道，实现了“腾笼换鸟、凤凰涅槃”，全面展示了当前国企改革的巨大成就和国企发展的坚实步伐。

挥师南下，涤荡改革开放春风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改革开放犹如一阵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沿边，从东部到西部，改革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一场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拉开了序幕。

1978年12 月 23 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的同一天，我国改革开放的一号工程——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动工典礼在高炉工地隆重举行。根据宝钢工程指挥部的统一部署，第一桩的重任交由中国二十冶关登甲机组的手上。随着第一根钢桩一米一米顺利锲进地下，宝钢工地数百部打桩机全部开动。长江边的锤声震天动地，响彻日夜，从此中国开启了大规模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建设特大型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的进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规模最大的竣工项目，也是我国冶金工业迈向现代化的里程碑。从宝钢一期工程几乎是全套引进发达国家技术，到二期工程95%国内制造，40万中冶人用了12年半的时间为钢铁产业的国产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不仅为国家贡献出一个年产671万吨钢的大型化、连续化、自动化的冶炼、轧钢现代化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而且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管理技术、工艺技术、装备技术、生产技术，中国具备了大型钢铁联合项目的规划和自主集成能力，逐渐由技术引进走向自主集成，并带动了施工企业在管理、技术、装备等各方面的跨越式发展，印证了小平同志1979年的预言：“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

在中国改革开放建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一场浩荡浪潮正在迎面扑来，两万基建工程兵和来自四面八方的几十万建设者云集深圳，成为特区建设的“拓荒者”和“开荒牛”。1980年7月18日，在罗湖工地指挥部一个工棚里举行的中国首次工程招标投标会上，中国一冶以每平方米398元(标底是402元)的报价和一年半的计划工期(别的公司要3年)战胜7家竞争单位中标当时深圳第一座高层建筑楼宇——20层高的国际商业大厦工程。按照合同规定，工程实行总包干，每提前一天奖一万元，延期一天罚一万元。这在该公司引起很大的震动。为确保任务的完成，他们把任务下到班组，奖罚定到个人，全面实行按件计资，彻底消除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于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从而大大激发了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大家纷纷献计献策。终于在1983年4月27日，使深圳国际商业大厦提前竣工。工程经过验收获得全优，比原计划提前两个月，创造了“五天一层楼”的建筑速度，中国一冶因而获得了100万港元的奖金。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粱湘同志，向全世界宣布：“一冶创造了深圳速度!”

改革开放的“星星之火”继续以“燎原之势”火速蔓延，华夏神州在“历史的一瞬”翻天覆地、沧海桑田。两年后，另一个著名的“深圳速度”在安徽宁国水泥厂华丽上演。1982年9月，使用科威特基金会贷款、引进日本三菱成套设备的安徽宁国水泥厂日产4000吨水泥熟料干法生产线开工建设，这是国家“六五”计划70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也是我国建材行业首批由国外引进的大型水泥厂之一。为了如期优质完成建设任务，承担施工的中国十七冶在工地试行了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经济责任制(是指百元建筑安装产值中活劳动消耗的价值量占工程总价的比例，大致按百元施工产值提取15元左右作为企业职工工资与奖金计酬的切块包干)。据报道，这一改革使得施工力量比原计划用工减少了30%，施工单位劳动生产率突破了万元大关，三年的计划工期减少了近一年，工程优良率达到了95%以上，赢得了“深圳速度”的美誉。新华社采写了《宁国水泥厂施工改革分配办法调查报告》刊登在了“国内动态清样”第1468期上，1984年6月8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这篇调查报告做出了批示：“这种事干起来后，必须以最坚定的态度贯彻到底，谁动摇就批评谁，谁倒退就追究谁的责任。报纸上要连续报道，以示义无反顾的决心”。1984年5月7日，冶金工业部决定从1984年起，对所属11个冶金建筑安装企业全面实行百元产值工资级别含量包干办法，这种新型的分配制度得以在全行业推广开来。此后，中国十七冶依靠质量、信誉和服务又先后承揽了国内外累计64条熟料生产线，还承建18座25—320万吨/年粉磨站和1座石膏板厂，成为了中国最大的水泥生产线承包商。

而在云南罗平，一场建筑业革命正在悄然兴起，并成功载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光辉史册。1981年6月，国家批准在云南罗平的鲁布革建设装机60万千瓦的水电站。日本大成公司凭“项目法施工”以30人的精干团队雇佣中国的劳务工人达到了魔术般的施工效率，劳动生产率达到我国同类工程的两至三倍，形成了著名的“鲁布革冲击”。“鲁布革经验”由此成为热词，对全国建筑行业及工程项目管理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由此，以“项目法施工”为突破口到工程项目管理的组织方式，推动了我国建筑业生产方式变革和建设工程管理体制的深层次改革，使我国建筑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1986年10月，国家计委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批准第一批推广鲁布革工程管理经验试点企业有关问题的通知》，在全国确立十八个试点企业，中国三冶、中国十七冶均作为试点单位开始学习推行项目法施工。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中冶集团各冶建企业搞活了经营管理体制，强化了市场竞争实力，产业的多元化也得到了健康发展。

在这前后，冶金工业部于1979年以冶基字第3524号文件，向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请示成立开展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的专业公司。1980年1月5日，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以建发工字7号文件批复，同意成立中国建筑工程公司冶金分公司。1982年7月26日，国务院批准组建中国冶金建设公司。作为冶金建设队伍唯一的对外窗口，中国冶金建设公司开始步入发展新阶段。1994年7月18日，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以国经贸企【1994】396号文件，同意中国冶金建设公司更名为中国冶金建设集团公司，并以该公司为核心组建中冶集团。在国家加大以政企分开、权力下放、权责一致为主导的改革中，1998年3月，冶金工业部将中国第一冶金建设公司等23家企事业单位资产划归中冶集团公司经营和管理。1999年1月，中冶集团公司与原主管部门脱钩，交由中央管理。2000年11月，财政部在资产清理的基础上正式批复将28家子公司的资产与财务关系划转中冶集团公司，确定将28家企业的国家资本金29.6亿元人民币合并为中冶集团公司的国家资本金，同时作为中冶集团公司对所属子公司的长期投资。至此，以中国冶金建设集团公司为母公司的中冶集团真正形成。

从1998年到2006年的发展，中冶集团又经历了三个主要时期：一是脱困期。从1998年到2000年，这三年的主要任务是走出困境，消灭亏损，扩大规模，集中精力解决市场份额不足的问题。围绕着如何发挥生产力，如何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如何提高劳动效率，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管理的改进，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减人增效政策，大幅度地减员，精干队伍，调整企业结构，扩宽非钢市场，建立内部的激励约束机制。到2000年末，由1998年亏损1.2亿到收支基本平衡，基本上实现了党中央、国务院要求中央企业走出困境、消灭亏损的基本目标，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更好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二是全面振兴期。从2001年到2004年，中冶集团根据党和国家对中央企业的要求，对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分析，结合自身的优势和弱势，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规划，目标是：全面振兴中冶，建设一流集团。在基本脱困的基础之上，全面提高企业所有资源的质量，提升中冶集团的竞争能力，使中冶集团达到在中央企业同行里的一流水平，在世界主要国家成为知名企业。由于集团主观的努力、战略的正确，也由于国内钢铁工业的大发展给集团带来机遇，使得集团从2001年到2005年，大幅扩展经营规模，大幅度提高经济效益，每年都有超过30%的增长速度扩展规模，每年都以一倍的效率来提高盈利能力，实现了新的更高的盈利水平，提前两年完成“一五”规划目标。三是创新提升期。2004年，集团提出由平移延伸式发展进入到创新提升发展新阶段，开始实施战略转型。2005年，集团编制了第二个五年发展规划，从此，中冶集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总战略是：“创新提升、做强做大、持续发展、长富久安”。此后，中冶集团积极推进了规范化运作，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加大改革改组力度。同时帮助所有勘察、设计、施工子公司实施了或整体改制或分立式改制，实现了股本多元化，扩大了资本实力，初步构筑了法人治理结构。

以中国十九冶为例，由于国家产业结构整顿，基本建设萎缩，攀钢二期工程结束后，中国十九冶职工大量待岗下岗，再加上多年积累下来的困难，企业陷入信息不畅、市场狭小、交通不便、人才流失、社会资源不足的全面困难之中。中国十九冶的困难引起了国务院领导的重视。1997年12月29日，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接到《经济日报》内参对中国十九冶困难情况的反映后，作出批示：“关在山沟里是难有出路的，还是要在国内外大市场上找饭吃。”1998年1月9日，邹家华副总理在国务院办公厅《专报信息》上作出批示：“建议冶金部组织专门力量，组成帮企小组，带着满腔热情并和工会、地方政府一起商量，帮助企业找到走出困境的出路。”并指明了发展多种经营等三条出路。2003年8月，中冶集团要求中国十九冶尽快落实好企业出山入海和重心北移相关工作，将立足大西南传统市场布局同东进北上战略结合起来，进一步优化市场区域格局，扩大生存发展空间。2004年2月10日，“重心北移”，“北上东进”和在成都形成经营指挥中心，首次写入了职代会和生产工作会报告，形成了“北上东进”战略初步方案，为后续实施“西部市场核心”战略夯实了基础，在西部市场竞争中凸显出独特的区位优势，生产经营步入到平稳较快增长的阶段。

当时间的脚步迈入千禧之年，中冶集团也迎来改革发展上的新阶段。作为国务院国资委确定的首批19户试点单位，中冶集团于2006年12月启动董事会规范运作试点工作，5名外部董事到位，并选举产生了1名职工董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进入了新阶段。2008年12月，中冶集团与宝钢集团共同发起设立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中冶)。2009年9月，中国中冶在上海、香港两地成功上市。这是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后，首家接受国际投资者检验的大盘蓝筹，也2009年第一家以先A后H方式登陆两地资本市场的大盘蓝筹股。成功上市标志着中国中冶已跨入资本市场的大门，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未来发展有了更加广阔的舞台。

在此期间，中冶集团抓住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建成了一大批具有国际重要意义的钢铁工程项目，包括宝钢三期及三期后项目、首钢京唐、鞍钢鲅鱼圈、邯钢新区、马钢新区、太钢不锈钢等等，发展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冶金建设运营服务商。同时还建设了一批重大的标志性项目，比如中冶承担了一半的钢结构安装项目国家体育场——鸟巢、承担了三分之一左右场馆项目上海世博会、总包施工的新加坡圣淘沙环球影城项目，首次采用BOT方式建设了广西桂梧高速公路马江至梧州段高速公路；建设了建筑面积100万平米南京莲花村经济适用房；经过五期建设，使洛阳中硅高科多晶硅高技术产业化达到年产1万吨的规模，进入世界前十名。

问鼎中原，打造央企供给侧典范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时间已飞跃万重山。中国号巨轮坚定航向，闯险滩、战激流，开足马力、劈波斩浪，胜利驶入崭新而宽广的新天地。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畏浮云遮望眼，领航中国号巨轮向着光明彼岸破浪前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不断推向新境界。

中冶集团2012年“9·5”会议以来的改革历程，正是十八大以来中国改革历程的生动体现。五年多来，中冶集团肩负着改革脱困的时代重任顶风破浪、砥砺前行，承载着建设“美好中冶”的梦想乘势而进、蓄势勃发。从2012年巨额亏损73.6亿元，名列央企亏损前列，到2013年利润44.4亿元，效益增幅央企第一；2014年利润60.3亿元，率先走出央企改革脱困名单；再到2015年利润68.7亿元，“稳”的格局逐步巩固；2016年利润71.8亿元，“进”的态势愈加明显；2017年利润72.3亿元，“好”的前景愈加清晰，中冶人用数据书写了扭亏转型的传奇故事。从2012年连续两年国资委经营业绩考核D级，到2013年、2014年跃升两级至B级，再到2015年进入A级企业、2016年继续位列第一方阵，中冶人用事实铸就了国企改革史上最有说服力的样板。

2012年，受全球经济减速、钢铁行业深度调整，以及处理几年前盲目兼并重组企业等诸多因素影响，中冶集团跌入包袱沉重、管理下滑的低谷，连续三年被国资委列为债务风险特别监管企业，在国资委经营业绩考核中连续两年被评为D级企业。2012年亏损额更是高达73.6亿元，在中央企业亏损排名第三，企业震荡、人心混乱，出资人、资本市场和新闻媒体高度关注，企业发展步履维艰。正在集团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冶集团新任掌门人国文清提出；“以正确的战略统领全局，以创新的思路破解难题”，“既不能让危险和风险集中爆发，把中冶击垮；也不能让问题久拖不决，把中冶拖垮”。中冶集团果断抉择、背水一战，在国家战略中演绎出与自身相适应的企业战略，掀起了改革创新大幕。从重构“回归主业”盈利模式，到确定“聚焦中冶主业，建设美好中冶”伟大愿景，再到“打造‘四梁八柱’业务体系升级版，再造建设‘美好中冶’新优势，争做全球最强最优最大冶金建设运营服务‘国家队’”目标，再到坚定不移“做冶金建设国家队、基本建设主力军、新兴产业领跑者，长期坚持走高技术高质量发展之路”战略定位，中冶集团始终坚持强化战略引领，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目标任务，战略布局递进展开，实践逻辑步步相扣，经营业绩年年推高，顺利实现了“一年迈一步，三年跨大步”的预定目标，并驶入到稳健发展的快车道。

在明确企业的顶层设计与宏伟蓝图之后，中冶集团立即着手解决制约发展的几大难题，并以2012年“9·5”会议为分水岭，全面开启了企业改革脱困、奋力自救的发展大幕。面对旧动能严重衰退、新动能严重不足的“结构性陷阱”，中冶集团整枝去杈、抽枝壮枝，从供给侧发力，以破为先、以立为本，在“出清”中实现“纳入”、在转型中实现升级。针对影响企业发展前途和命运的非主业、非优势业务，中冶集团果断实施剥离策略，快速出手、集中力量加速创造条件“卸包袱”、“啃骨头”，专注于做有能力做、擅长做和最熟悉、最拿手的业务。一方面精耕传统核心主业，按照“世界第一”标准保留和匹配高精尖资源，推进传统优势再拔尖再拔高再创业，创造出更高质量的新供给，确保冶金领域的绝对引领地位；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基本建设，并紧紧围绕国家发展需求主动培育新兴产业，依托传统优势创造新的增量发展空间。中冶集团以“去、扩、升”三级跳，快速推动企业从相对单一的冶金工程占比60%-70%逐渐转变为非钢业务占比超过80%的新格局，冶金建设国家队、基本建设主力军、新兴产业领跑者全面发力，证明了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部署的正确。

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唯有弄潮儿能勇立潮头。近几年来，结合“十三五”规划建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以及自身发展的需要，中冶集团加快创新驱动战略实施，不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勇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者、创新者、引领者。作为国家级创新型企业，在“长期坚持走高技术高质量发展之路”的战略引领下，中冶集团以科技创新为源动力，在核心技术的迭代升级中再造企业新优势，在系统能力提升中推进企业由要素驱动的粗放增长迈向创新驱动的内涵增长，使一个传统的冶金老企业实现了提质换挡。在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中冶集团不断发挥自身专业优势，依托专门成立的中冶综合管廊、海绵城市、美丽乡村与智慧城市、主题公园、康养产业及水环境、以及装配式建筑技术研究院等九大专业技术研究院，快速培育提升新兴产业核心竞争力，推动国家新兴产业的整体能力与水平。2017年9月，中冶集团联合国轩高科、比亚迪、曹发展共同投资设立中冶瑞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将巴新中冶瑞木镍钴矿的氢氧化镍钴产品加工成高镍三元前驱体材料、提取高纯氧化钪，打通了从原料到前驱体、正极材料、电池组装、整车制造一条龙的产业链优势，实现全产业链融合,投产后将覆盖国内动力电池50%以上的市场份额,是全球最大的高纯度氧化钪生产和研发基地。中冶集团上海宝冶总承包建设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核心重点工程——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项目其主赛道为国内首条，亚洲第三条，是此次冬奥会中项目设计难度最高、施工难度最大、最为复杂的设施。以中国二十二冶集团为前沿阵地启程绿色建筑研发之路，在遵化建设“装配式建筑PC生产基地”，基地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能够辐射150公里范围内的京津冀地区市场，具备年产6万立方米混凝土部品部件的生产能力，是华北地区最具规模的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中冶管廊被国家住建部及业内评价为：总里程第一，单项成绩第一。珠海横琴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是国内首个成系统的区域性综合管廊系统，为国内综合管廊的建设提供了标杆。此外，作为全球最大的主题公园建设承包商，中国中冶拥有国内唯一一家主题公园专业设计院，是国内唯一具有主题公园设计施工总承包资格的企业，承建了北京通州环球影城、新加坡圣淘沙环球影城、上海迪士尼主题乐园、珠海长隆海洋王国项目等一大批国内外顶尖的代表性工程，成为国际特色主题公园建设领域一颗耀眼的新星。

五年多来中冶集团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多来中冶集团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2018年8月16日-17日，由中央网信办指导、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主办的“智行中国——走进中冶集团”融媒体调研宣传活动在京唐两地成功举办。来自中国稀土协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商务部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一带一路研究所、万博新经济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等相关研究院和智库机构的专家学者，人民日报、新华社、人民网、科技日报、中新社、光明网、北京周报、国务院国资委网站、国资报告、中国矿业报、中国有色金属报、建筑时报、中国能源报、千龙网、中国城市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冶金报、环球网、中国社科报、中国网等21家新闻媒体全程随行调研，并予以精彩点评。专家与媒体纷纷表示，中冶集团在改革—发展—改革的螺旋升级进程中，固本强身、转换动能、腾笼换鸟，破解发展难题、化解风险挑战，摆脱发展困境，经营业绩年年递增，考核业绩由D级跃升至A级，进入连续增长的快车道，当之无愧称之为央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型升级的典范。特别是中冶集团以国家队的姿态助力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全面向世界展现中国力量，同时不断发展壮大基本建设和新兴产业，锻造成为国家基本建设的主导力量和新兴产业的领跑者，令人印象深刻、深受鼓舞，为其他行业企业、为中国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化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和借鉴。中冶集团在实战实践中培育和成长起来的改革经历不仅是弥足珍贵的宝贵财富，也将为我们在新时代开启新征程积蓄不竭的动力。

策马扬鞭，续写新时代中冶传奇

迈上新时代的征程，伟大梦想召唤我们奋斗；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复兴前景激励我们前行。2015年12月8日，在国家经济发展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窗口期，国务院国资委宣布中国五矿与中冶集团重组决定。2016年6月2日，中国五矿与中冶集团在京召开重组大会，标志着两家世界500强央企的战略重组进入全面深入实施阶段，同时也标志着“美好中冶”进入到历史发展的崭新时期。中冶集团与中国五矿重组后，新的中国五矿在全球金属矿产领域，率先打通了从资源获取、勘查、设计、施工、运营到资源流通的全产业链通道，形成了为金属矿产企业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和工程建设运营一体化全生命周期的服务能力，大幅提高企业在整个行业上的竞争力和话语权。

“中冶发展到现在，所走的每一步，都是综合分析国内外大势、立足企业发展实际作出的正确战略抉择。面对国内外经济和行业发展的新态势、新特征、新变化，我们仍需要与时俱进地深化改革创新，增强企业应对未来发展新挑战的基础和能力，为可持续发展备足后劲。”现任中国五矿总经理、党组副书记，中冶集团董事长国文清在中冶集团2018年年中工作会议上高瞻远瞩、掷地有声的讲话，为中冶集团迈向高技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指明了方向、注入了强心剂。

沧海横流显砥柱，万山磅礴看主峰。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因为中国企业家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才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各项事业的飞速进步。新常态下，更是需要培育和激发中国企业家特别是国企领导者的企业家精神，不断为深化国企改革创新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纵观中冶集团从谷底快速回升并持续向上的发展曲线，靠的正是困境重压下激发出来的领导力这一重要支撑和始终坚定不移践行“勇于拼搏、开拓创新、严谨精明、忠党报国”国有企业家精神。

非同寻常的发展历程促进了领导力的不断提升和逐步成熟壮大，熔铸形成了中冶集团领导力的核心特质，印证着“勇于拼搏、开拓创新、严谨精明、忠党报国”国有企业家精神。“勇于拼搏”引领中冶人“一年迈一步，三年跨大步”，步步踩实踩准，最终实现了从生死边缘迅速崛起，从冲出谷底精彩“蝶变”。“开拓创新”铸就中冶人在钢铁主业寒冬期中的成功转型，中冶集团整枝去杈、抽枝壮枝，从供给侧发力，以破为先、以立为本，在“出清”中实现“纳入”、在转型中实现升级，企业逐渐摆脱了发展困境，进入了连续增长的快车道。“严谨精明”折射出中冶人的战略引领、作风保障和文化支撑，各级领导干部既作表率又作推动，一大批业绩突出、忠诚干净担当的好干部“站要位”、“把关隘”、“挑大梁”，广大干部职工一门心思干工作，在中冶的大舞台上展其能、尽其才、竞相贡献，形成了企业大团结大发展格局。“忠党报国”验证了中冶集团党委始终坚持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改革优势所取得的宝贵财富，这种忠诚的品质是基于对党和国家事业骨子里的信念忠诚激情澎湃的热血忠诚，体现在中冶人艰苦奋斗、激情干事、争创佳绩的责任担当上。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事业，是中冶集团对党最大的忠诚，最大的政治。

一路风雨兼程，一路澎湃前行。面对新时代新使命新任务，中冶集团提出紧紧围绕发展战略打造中冶集团领导力品牌，即始终坚持“聚焦中冶主业，建设美好中冶”的发展愿景不动摇，强化战略掌控、激发创新活力、加强团队建设、保持纪律严明，以领导干部“一马当先”的号召力，凝聚全体中冶员工，饱含激情、众志成城地投入到企业大发展中。其中，战略掌控是企业最核心的领导力，改革创新是最激发活力的领导力，抓班子带队伍是关系事业成败的领导力，纪律严明是最具约束力的领导力，“一马当先”是最有说服力的领导力。这是中冶集团高技术高质量发展更为有力的保障，也是中冶集团新一轮改革创新的力量源泉。

四十载惊涛拍岸，九万里风鹏正举。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唯有迎难而上，向痼疾开刀，向荆棘挺进，才能一览无限风光。在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冶集团将充分弘扬“勇于拼搏、开拓创新、严谨精明、忠党报国”的国有企业家精神和“一天也不耽误，一天也不懈怠”朴实厚重的中冶精神，继续肩负起新时代的伟大使命，继续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坚毅和勇气，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再出发、对外开放再扩大，以全新作为为党、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做出新贡献!

陈寅恪在北京的岁月：两度任教清华园，将父亲安置于姚家胡同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清光绪十六年五月十七日）生于湖南长沙，其祖籍是江西义宁州，即今江西省修水县。因生于农历庚寅年，他的排行为恪字辈，祖母黄氏为其取名寅恪。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是晚清维新派名臣，曾担任过曾国藩的高级幕僚，后官至湖南巡抚，成为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但因支持维新变法，变法失败后被革职。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是陈宝箴的长子，他曾参加戊戌变法，与谭嗣同、吴保初、丁惠康并称“维新四公子”。不仅如此，他的诗写得非常好，著有《散原精舍诗集》及《续集》、《别集》等，为近代同光体诗派重要代表人物，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古典诗人”。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在西湖之畔的净慈寺特地拜晤了陈三立，传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生在世代书香之家，陈寅恪自幼饱读诗书，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1901年陈寅恪随父母迁居南京，入学堂读书。学堂除传授传统经典外，还教授数学、音乐、英文等新知识。1902年，13岁的陈寅恪随长兄陈衡恪（即著名画家陈师曾）自南京经上海赴日留学。

▍陈寅恪

与陈寅恪兄弟同时到日本留学的，还有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及附设矿务铁路学堂的学生，其中包括周树人、周作人兄弟。他们到日本后，一同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这是一所为中国留学生学习日语和各专业的补习学校。

从1902年留学日本开始，陈寅恪也开启了自己的出国留学之旅：1910年他考入柏林大学，次年春转入瑞士苏伊士大学，1913年入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在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学习期间，通过王国维的介绍，陈寅恪结识了欧洲著名的东方学家伯希和。

伯氏精通汉、藏、蒙、突厥等十四种语言，并拥有大量敦煌莫高窟的经卷，在法兰西学院讲授敦煌学。与伯希和结识之后，陈寅恪第一次有机会大量接触到以敦煌文献为主的各种新材料，学术眼界大为拓宽。然而正当陈寅恪在学术上大有进展之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陷入战火之中。1914年，陈寅恪不得不匆忙回国。

1915年春，陈寅恪到北京新成立的经界局工作，担任局长蔡锷的秘书，主要工作是翻译东西方有关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图书资料，探讨中国经济界发生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陈寅恪在北京住在哪儿，经界局的地址在哪儿，都没有确切的记载。但有一个地方陈寅恪应该是常去的，这就是他的顶头上司，也是他家世交蔡锷的府邸。陈寅恪也可能就住在那里。蔡锷的府邸在哪？就是如今棉花胡同66号。

▍棉花胡同

这个院原来是袁世凯的亲家、天津大盐商何仲璟的产业，后来何家迁回天津，房产由一个亲戚代管。1913年11月，袁世凯不放心倾向革命，且拥兵于云南的蔡锷，将他诱调至北京，委以参政院参政、经界局局长等虚职和闲职。袁世凯将蔡锷安排住在这个院，实际上将他软禁起来。

蔡锷为了麻痹袁世凯，装出一副胸无大志、沉溺酒色的样子，经常出入八大胡同，并在陕西巷与名妓小凤仙结为知己。另一方面，他又对外称与妻子不和，常与妻子吵架，妻子“一气之下”，带着蔡锷的母亲离京返回湖南。1915年11月11日，在小凤仙的掩护下，蔡锷秘密潜出北京，绕道日本，进入云南。12月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反对袁世凯复辟。蔡锷积劳成疾，1916年赴日治疗，不久便病逝，享年仅34岁。

就在1915年底蔡锷离京后，陈寅恪很快也离开了北京，结束了他第一次北京之旅。

1918年秋，陈寅恪再次出国，到哈佛大学留学，因博学多才，成绩突出，他与汤用彤、吴宓一起，被誉为“哈佛三杰”。三年后的1921年秋，陈寅恪又由美国至德国，入柏林大学深造，至1925年回国。

值得一提的是，陈寅恪在留学的这十几年中，未获取任何学位，完全是为了获得真知而读书。虽然他主要研读的是巴利文、梵文等语言，但他兴趣广泛，无书不读，涉猎了许多人文社会学科。他接触过多种西方文化理论，构建了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结构，成为我国近代学贯中西，独树一帜的学术泰斗。

清华“四大导师”之一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20世纪初用庚子赔款创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1909年8月，清政府内务部把北京西北郊一座荒芜的皇家园林清华园拨给学校作为校址，故名清华学堂，辛亥革命后改称清华学校。

清华学校自建校以来，延聘有真才实学的教师任教，重视学科建设，学校发展很快。1922年4月，曹云祥出任校长，筹备将清华升格为大学，成立大学部。1925年2月聘请吴宓主持筹建国学研究院。一段时间内，清华学校中形成留美预备部、大学部、国学研究院三部并存的局面。

▍清华园 TAKEFOTO供图

吴宓深知要办好研究院，聘请学识渊博、道德高尚的一流学者来校任教是关键。研究院继承中国古代书院的办学传统，吸收英国牛津等名校实行导师制的经验。吴宓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严格选拔聘请研究院的导师。曹云祥校长动员胡适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并主持院务。胡适谦辞，并推荐说：“非一流学者，不能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梁启超）、王静安（王国维）、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吴宓接受了胡适的建议，很快聘请到著作等身的学界泰斗梁启超、王国维来校任导师，但章太炎拒绝了邀请。后吴宓又聘请到了哈佛大学哲学博士、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

在聘请陈寅恪时却遇到了不少周折和麻烦。因为陈寅恪尽管留学多年，学贯中西，但却一无学历，二无学位，三无著作，在国内也没有什么声望。

陈寅恪为何能进清华，与学术大师们一同当上研究院导师呢？这个问题是学术文化界长期热议不休的话题，到现在也没有定论。大致有胡适推荐说、梁启超推荐说、吴宓推荐说等。其实，1918年陈寅恪留学哈佛时，汤用彤、吴宓一起，被誉为“哈佛三杰”，而1926年吴宓又是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筹备工作，吴宓为陈寅恪争取到了研究院导师这个职务，或更合理与可信。

陈寅恪曾回忆说：“1925年回国前受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之聘，因父病请假一年，于1926年开始就职。”他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起成为后来人们常常提起的清华四大导师。

当年7月7日陈寅恪抵达北京，住在西河沿新宾旅馆。当天吴宓去拜访，第二天又亲自到旅馆接他到清华报到，并安排住在工字厅的西客厅。

工字厅是原皇家园林清华园的主体建筑，原名工字殿。因其前、后两大殿中间以短廊相接，俯视恰是一个工字，故得名。清华初建校时，它是学务处所在地，后来成为学校文化娱乐和交往应酬的中心，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时，曾在后厅下榻。

陈寅恪进入清华园时已36岁，但因多年在外留学，专心学术，无心考虑个人问题，一直没有婚娶。他自己住在西客厅，觉得工作、生活很不方便，希望换个住处。当时，很多教授住在南院住宅区。赵元任、杨步伟夫妇住南院二号，学校把陈寅恪安排到南院一号，和赵元任相邻。陈家与赵家是世交，陈寅恪平时在赵家“搭伙蹭饭”。杨步伟每天都做出可口的饭菜，还帮陈寅恪料理家务，陈寅恪觉得方便多了。饭后他们常一起聊天，有时王国维也来参加。大师们这种放松式的学术聊天，使他们互有启发，相得益彰。

住处解决之后，1928年春，经友人介绍，他与出身名门、端庄贤淑且受过传统中国文化熏陶的唐筼女士相识。当年7月，两人宣布订婚，并借赵元任家举办订婚喜宴。8月30日，他们在上海喜结连理。婚后两人琴瑟和鸣，唐筼不仅是贤妻良母，还是陈寅恪的知音和助手。他们同甘共苦，经历了四十一年的风风雨雨，一同走完了人生之路。

自1926年至1937年底，陈寅恪在清华任教十二年。前五年任国学研究院导师，1930年清华正式转制为清华大学，后七年陈任中文系、历史系合聘教授。自1930年起兼任中央研究院委员、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委员会委员等学术职务。

在北平的这十二年是陈寅恪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他年富力强，加之读书研究环境相对舒适，教书育人条件安定祥和，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面世。在史学研究中，他将东方传统与西学相结合，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初步奠定了他一生的学术地位，而且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的国学研究人才。

曾租住在姚家胡同

约在1929年前后，陈寅恪在城里租了一处房子。房子在西四驴肉胡同以南的姚家胡同。西四牌楼的周边，在元、明时曾有多种牲畜市场，因而留下了羊市大街、马市大街、羊肉胡同等多处与家畜相关的地名。而当时羊市大街（今阜成门内大街东段）往北的第一条胡同，称为驴肉胡同，想必这条胡同里也有驴市场或是集中卖驴肉的地方。清代时，家畜市场逐渐消失，民国时被雅化改称为礼路胡同，这就是今日的西四北头条。

▍姚家胡同3号

在西四北头条中段路南有一条南北向的小胡同姚家胡同，南口通阜成门内大街。这条胡同3号，就是陈寅恪在城内所租的房子。这是一座有三个院子及一个小菜园的住宅。1934年，年逾八旬的陈三立来到北京，便住在这里。父亲住在正院堂屋东侧主卧室。当时陈寅恪的大哥，著名画家陈衡恪（陈师曾）已去世，大嫂住在西屋。陈寅恪及家人平日住清华园寓所，周末及假期乘车回城与父亲团聚，来这里时，陈寅恪住在东跨院内。

陈三立曾游西山，看到被八国联军破坏的园林遗址，他义愤地连叹“国耻”！他对当时日本侵略中国的形势深感忧虑。他爱憎分明，好友郑孝胥投靠日本，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政权。陈三立痛斥他“背叛中华，自图功利”。再版自己的诗集《散原精舍诗》时，他愤然删去郑所作之序，以示断交。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表示：“我决不逃难！”日军游说陈三立与他们合作，均遭到严词拒绝。一天又有一汉奸上门，他呼喊佣人拿扫帚将其逐出。面对日寇的猖狂，他绝食五日，最终忧愤而亡，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面对日寇日益猖獗的侵略行为，平日性格恬淡的陈寅恪，也表现出刚烈而深沉的爱国热情。早在“一·二八”事变之前，陈寅恪便将长女、次女分别命名为琉球、小澎，要自己的女儿们“切勿忘记在当时被日本侵占，而原本属于中国的台湾、澎湖”（其夫人唐筼为台湾巡抚唐景菘的孙女）。他作诗多首，表现对日寇侵略的谴责和对民族命运的担忧。另一方面他更抓紧时间研究与著述，希望多为国家与民族保留一些文化根脉。

这时，陈寅恪的右眼视网膜脱落，医生建议立即住院手术治疗，但术后需调养多日，陈寅恪为了保全个人民族气节，他决定先不做手术，在办理完父亲的丧事后，便携妻女于1937年11月初，离开北京，结束了他十二年的清华学术生涯。

重返清华园

1937年底，陈寅恪离开清华后，在抗日战争期间，陈寅恪在长沙、昆明、香港、桂林等地辗转，先后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等。尽管多地迁徙，但他却始终没有停止学术研究。他最重要的学术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这些著作使他跻身于世界著名史学家之列，陈寅恪也被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牛津大学汉学教授。

在长期的颠沛流离和日夜研读中，本来就有眼疾的他，双眼近乎失明。1945年春，陈寅恪受英国皇家学会之约飞赴英国治疗眼疾，但疗效不佳。回到国内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专程到南京看望他，聘请他重回清华任教。

1946年10月，陈寅恪夫妇将两个女儿留在南京读中学，携小女儿美延自南京北上，重返阔别九年的清华大学任教。当时清华园受日军破坏，一派破败，尚未恢复。学校将他们一家安排住在条件较好的新南院52号。

▍ 1947年陈寅恪在清华大学新林院住宅前

当时的陈寅恪仍任清华大学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还兼任燕京大学的研究院导师。校长梅贻琦见陈寅恪身体病弱，双目基本失明，要他先休养一段时间，身体许可先做些学术研究，不急于开课。但陈寅恪回绝了，他说：“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能叫教书匠呢？我要开课，至于个人研究，那是次要的事。我每月薪水不少，怎能光拿钱，不干活呢？”

在陈寅恪的坚持下，课很快就开了，中文系、历史系各开一门。为了照顾他，讲课就在他家稍大的一间房内，以免他奔波劳累，学校还给他配了两名助手。

陈寅恪始终把上好课当作自己神圣的职责。即使是讲过多次的熟悉课程，课前他也要参考多种典籍和资料，反复思考，认真备课。课后要助手们去征求学生意见，然后再修改讲稿。陈寅恪没有门户之见，不管向他求助或求教的学生来自哪所学校，或是出自哪位老师门下，他都会不图回报地给予耐心指导或帮助，希望他们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对在学术上崭露头角的后辈，他更是倾力相助。比如对季羡林，周一良等学生，他都给予过悉心帮助指导，展现了一代大师教书育人的风范。

陈寅恪重返清华园时，国民党已发动内战。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北平的冬天气候严寒，新南院住宅虽装有供暖设备，但学校资金短缺，无力供暖。陈寅恪体弱畏寒，也无力购煤取暖。知道此事的北大校长胡适想赠一笔美元供陈买煤取暖，陈寅恪却坚辞不受。最后，陈寅恪决定将自己珍藏的图书卖给北京大学，以换取胡适欲赠的美元。

▍陈寅恪全家

当年具体承办此事的季羡林几十年后回顾此事说：“适之先生想赠送寅恪先生一笔数额颇大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却拒不接受。最后寅恪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适之先生的美元。于是适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车——顺便说一句，当时北京汽车极为罕见，北大只有校长一辆——让我到清华陈先生家里装了一车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西文书。陈先生只收了两千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书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这一批书实际上带有捐赠的性质。而寅恪师对于金钱的一文不取的狷介性格，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晚年在广州

1948年12月，平津战役激烈进行，清华园内人心惶惶。南京政府拟定了一个所谓“抢救计划”，组织北平学者南迁，陈寅恪是被接的重点人士。但此时他对国民党政权已十分失望，不愿再与其合作。正在犹豫之间，他的妹夫、时任国民党交通部长的俞大维催促他离京。俞大维估计北平会有一战，他担心陈寅恪一家的安全，特捎来口信，要陈寅恪务必随胡适一起搭乘飞机离京。仓促中，陈寅恪只带了简单的行李，于12月15日和家人一起在南苑机场搭上了南下的飞机。陈寅恪百感交集，途中赋诗一首，其中一句为“去眼池台成永诀”，表明这一去，可能很难再回古都了。

到了南京，陈寅恪并没有打算留在那里，更没有打算去台湾。他只在南京住了一晚，便到上海，接着乘海轮去了广州。1949年1月19日，陈寅恪一家到达广州。从此开始在广州长达二十年的生活。

陈寅恪先在岭南大学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后在中山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曾几次邀请他回北京工作，都遭到了他的婉拒。陈寅恪一直留在中山大学历史系任教。在亲自给高年级授课的同时，他又写了多篇论文，继续向学术高峰攀登。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多次运动中，陈寅恪因其特殊的学术地位以及身体等原因得到保护，没有受到大的冲击，生活上也受到很多优待。郭沫若、周扬、胡乔木、陶铸等人都到中山大学看望过他。但在上世纪60年代末，陈寅恪还是遭到严重冲击和摧残。他的身体健康状况迅速恶化。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因心力衰竭去世。他的夫人唐筼安排完陈寅恪的后事后不久，在11月21日晚，因突发脑溢血，追随丈夫而去。

▍陈寅恪生前的资料照片 TAKEFOTO供图

上世纪80年代初，陈寅恪开始得到公正评价，中国文化学术界和世界史学界，掀起一股“陈寅恪热”。然而陈寅恪身后的最后一件大事——安葬，却费尽周折，直到34年之后才最终解决：2003年6月16日（农历五月十七日）是陈寅恪113岁诞辰，陈寅恪夫妻合葬于庐山松门别墅旁的一座小山上（他父亲陈三立曾住过五年，现在属于庐山植物园）。植物园将墓址所在的小山岗命名为“景寅山”（景仰陈寅恪之意）。当天，在新建的墓前举行了简朴的落成仪式，陈寅恪夫妇终于叶落归根，入土为安。

来源 北京晚报·五色土|作者 陈溥

编辑：姜宝君

流程编辑：王梦莹

自强不息 大地“清华”清华大学一百一十年的“红色追寻”

视频加载中...

这里曾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全球最美大学校园之一；这里草木葱茏，繁花绽放，是1000多种植物的栖息地；这里曾是清代皇家园林的旧址，东西合璧的建筑诉说着“融通中外”的沧桑历史……

“夏近林方密，春馀水更深。清华两辉映，闲步亦窥临。”漫步在清华大学的校园里，乾隆时期为皇帝御园、泰戈尔访华曾下榻的工字厅，梁启超、朱自清等居住过的古月堂，古典优雅的二校门，荷塘月色下的“水木清华”……一处处古色古香的雅致景观，总吸引着无数游客前往参观。

110周年校庆之际，清华大学标志性建筑二校门前花团锦簇。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魏梦佳 摄

从一所由“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成长为如今面向世界、自信开放的知名高校，清华大学110年来跌宕起伏的历史与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历史始终相伴同行。

这座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中诞生的高等学府，不仅亲历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沉沦与屈辱，也深度参与民族的奋起与复兴，在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中，书写了浓墨重彩的辉煌，也锻造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品格。

4月25日，在清华大学马约翰杯学生田径运动会开幕式上，清华大学学生在进行表演。当日，清华大学迎来建校110周年纪念日。新华社记者鞠焕宗摄

4月25日，在古老又年轻的清华园，全校师生、众多校友欢聚一堂，共同为母校110岁华诞庆生，回望清华寻求救亡图存之路的时代烙印，感受一代代清华人为民族奋力拼搏的赤诚之心，也展望年轻学子们在祖国新征程上为民族复兴播撒的新的希望。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会俱乐会（1914年）。清华大学供图

“自强不息”：熔铸清华的精神底色

春日，清华学堂北侧一座砖结构的简朴建筑前，学子们往来穿梭。这座建于1911年的建筑，是清华最早的礼堂，名为“同方部”，其意为“志同道合”者相聚之地。

1914年11月5日，梁启超曾在此以《君子》为题为师生演讲。他借用《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诗句，激励清华师生奋发图强，“为社会之表率”“作中流之砥柱”。

清华园内刻有校训的巨石。清华大学供图

从此，“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的“君子”品质，便被尊为清华校训，铸入校徽。如今，在清华东门的青石、主楼大厅的正壁、清华学堂前的石碑等地，人们都能看到这八个字。

110年来，清华校训在不同时代被赋予新的内涵，然其刚健自强、奋发有为、爱国奉献、心系天下的内核，却始终滋养着一代代清华人，成为镌刻在他们心中的印记，激励他们在中国历史进程的每一刻，以求真务实、行胜于言的态度，用实际行动作出贡献。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受访者供图

“清华自诞生之日起就被打上‘知耻图强’的特殊烙印。”清华大学校长邱勇说，“自强是清华的精神底色和基因，而发愤图强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祖国尽快强大起来。”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赔偿白银4.5亿两，史称“庚子赔款”。之后，清政府利用美国“退还”的部分赔款，在北京设立游美学务处负责选派游美学生和筹建游美肄业馆。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1906年给美国总统《备忘录》中的一段话反映了美国退款办学的真实目的：“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

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大会现场。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魏梦佳 摄

1911年，游美学务处迁入北京西北郊的清华园，游美肄业馆更名为“清华学堂”。当年4月29日，清华学堂开学，从此拉开了清华历史的序幕。后来，学校把每年四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定为校庆日，一直到今天。

最早建于1762年的古式庭院——工字厅，曲廊勾连，是清华园内一处著名古建筑，今天是学校党政机关办公场所。110年前，这里就是“游美学务处”和清华学堂的行政办公室……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华学堂改为清华学校。1925年清华开始筹办大学，成立大学部，设立国学研究院。1928年夏，清华学校由国民政府接管，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清华由此转变为一所独立的综合大学，开始在中国高等教育界崭露头角。

“清华由游美学务处，清华学堂，清华学校，至清华大学，由南迁到复员，经历帝制、军阀、国民党各时期的统治，到今成为人民的清华大学。校史与国运，息息相关。”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清华教授冯友兰曾在《解放期中之清华园》中说。

从风云激荡的五四运动、“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到创造战时高等教育奇迹的西南联大，再到解放战争时期，一代代清华人前赴后继，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寻求救国图存之路，为保家卫国奉献青春和生命，成为推动民族独立解放的重要力量。

3月9日，清华校河河畔的清华英烈碑。（记者魏梦佳摄）

清华校河河畔，有一座“祖国儿女 清华英烈”的纪念碑。碑身上镌刻的名字，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65位清华英烈。每年清明节，师生们都会在此祭扫缅怀。

这些名字中，有清华最早一批共产党员之一、被捕后坚贞不屈在南京雨花台壮烈牺牲的施滉，有在渣滓洞与敌斗争被秘密杀害、小说《红岩》中刘思扬的原型刘国鋕，有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队员、在对日战斗中身负重伤牺牲的共产党人岳岱……

“立德立言，无问西东。”在电影《无问西东》中，飞行员沈光耀冲向敌舰的那一幕，那一句“妈妈，对不起”，曾让无数人落泪。而他的原型，便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学系毕业生沈崇诲。

“九一八”事变后，沈崇诲报考空军，成为一名飞行教官。1937年8月，日军在上海强行登陆，他所在的空军第二大队奉命出击，重创敌舰数艘。8月19日，他与战友驾机出击，在无弹可投的情况下，冲向最大敌舰“出云舰”，以身殉国，年仅26岁。如今，他的名字被镌刻在清华英烈碑上，激励着清华人奋勇前行。

3月9日，清华爱国学生韦杰三纪念碑。(记者魏梦佳摄）

与他一样满怀爱国热情的还有清华学生韦杰三。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中，23岁的他在参加游行集会抗议“八国通牒”时，连中四弹、医治无效后牺牲。如今，在清华园中的断石柱纪念碑上，人们还能看到这位年轻学子的遗言：“我心甚安，但中国快强起来啊！”

清华大学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王向田说，“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中，清华的地下党组织和爱国师生发挥了先锋作用，宣传抗日、组织游行，大批骨干人才锻炼成长，许多人后来走向抗日前线，为国捐躯。

日后成为清华大学校长、时年22岁的中文系学生蒋南翔，为此次运动起草了清华大学救国委员会《告全国民众书》，一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呐喊，吹响了唤起民众争取民族独立的号角。

清华园中的闻一多雕像。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魏梦佳摄

在清华大礼堂西侧，闻一多先生的红色石雕傲然矗立。山上有一座古式六角亭，为纪念闻一多，被命名为“闻亭”。学子们经常在此诵读。1912年考入清华学校、后任教于清华和西南联大的著名诗人、学者闻一多，目睹国内反民主的独裁政治，拍案而起，1946年在昆明被暗杀。他“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的无畏勇气和爱国精神，至今激励着学子。

清华园荷塘边的朱自清雕像。清华大学供图

在清华著名景观“水木清华”，闻一多好友朱自清的雕像也静坐于湖边，山林掩映，湖畔春花绽放。这里原为咸丰皇帝旧居近春园的核心地带，每年都有很多人慕名而来，寻找朱自清笔下“荷塘月色”的胜景。

抗战爆发后，清华中文系教授朱自清随学校南迁，任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在艰苦环境中悉心培育人才。他积极参加各项民主活动，尽管身患重病，仍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嘱咐家人拒领美援面粉，始终保持爱国知识分子的气节和情操。

在清华，还有一座“三院遗址”纪念碑。这里曾是清华最早兴建的建筑物之一的三院，在抗战期间遭敌寇破坏。1926年，清华第一个中共党支部在此诞生，支部成员有3人。

“1926年到1937年，清华换了27任党支部书记，斗争形势非常严峻，但我们党组织一直没有断，在革命活动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清华共产党人始终站在斗争最前列。”王向田说。

数据显示，到1949年，学生中党员数量已近10%。20多年间，有690多名共产党员在清华园学习和工作过，其中就包括1936年在清华秘密入党、在地下战线屡建奇功的优秀共产党员熊向晖。1965年底，教师中的党员比例达50%以上。

1960年，清华“200号”基地年轻的建设者与研究人员。（清华提供资料图）

“爱国奉献”：贯穿清华百年岁月

1960年，北京昌平燕山脚下，一座不起眼的院落悄然建起。为开创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一支平均年龄仅为23岁半、200多人的清华师生队伍，怀揣着“核能梦”走进这里，参加屏蔽试验反应堆建设，此后潜心研究数十年。

“用我们的双手开创祖国原子能事业的春天！”60多年后，这座被称为“200号”的小院，成为世界最活跃的核能技术创新基地之一的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

这里诞生了第一座由中国人自主设计、自行建造、自行运行的原子反应堆，完成了“溶剂萃取法核燃料后处理”技术研究，为我国“两弹一艇”作出重要贡献。至今，“建堆报国、建堆育人”的“200号”故事，仍在清华师生中流传。

爱国奉献，犹如一根红线贯穿于清华的百年岁月。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师生坚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瞄准国际学科前沿，取得了众多国内首创、世界先进的科研成果，也培育出一批批“又红又专”的工程技术和尖端科技人才，推动国家发展。

清华建筑系在梁思成教授主持下，参与完成新中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为满足国家需要，清华开办农田水利、化学工程、地质采矿、气象观测等专修班，率先创建原子能等新技术专业。

在北京密云区，巍巍燕山怀抱深处，一座浩渺水库，犹如深山明珠，分外清凉。这里是华北地区最大水库、北京最大地表饮用水源地——密云水库。20世纪50年代，清华水利系等100多名师生在这里设计完成水库设计，为解决北京饮用水问题付诸智慧和心血。

图为吴良镛。

今年3月，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一场学术成就展盛大开展，只为一位99岁的老人——吴良镛。这位被称为“国匠”的中国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70余年来一直坚守在清华的教育和研究岗位，并致力于城乡人居改善实践。他深度参与北京市规划设计以及京津冀、长三角、三峡库区、南水北调工程等区域规划设计研究，为中国及世界人居环境建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竺可桢、茅以升、吴宓、马寅初、钱钟书、曹禺、季羡林、吴晗、钱三强……110年来，清华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学术大师、兴业英才、治国人才。一大批英才也放弃海外优渥条件，来到清华，投入人才培养和祖国建设中。

在新清华学堂的排练厅，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6岁博士生傅宇杰一遍遍地排演邓稼先生前感人至深的话语：“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但工作目标一定要奔世界先进水平”“要是能干成这件事，我邓稼先这一辈子就会过得很有意义。为了这个事业，我就是死了也值得！”

2019年，清华学生傅宇杰等在表演反映邓稼先感人事迹的话剧《马兰花开》。（受访者提供）

这部由傅宇杰主演的话剧名为《马兰花开》，由清华师生创作并排演，生动讲述了清华校友邓稼先为祖国核武器事业呕心沥血、忘我奋斗的人生。自2013年首演以来，已在全国13个省市进行了78场公演，观众超11万人次。

而扮演邓稼先，也让傅宇杰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邓稼先非常纯粹，他的人生选择就是要以所学报效祖国和人民，因此放弃海外安逸的生活，选择28年淡泊名利、甘于奉献、攻坚克难。”傅宇杰说，“爱国就是他所代表的清华人的精神，我也希望自己能成为这样的人。”

数据显示，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14位是清华校友。

我国水利水电事业主要开拓者之一的张光斗院士，在清华执教60年里，为国培养出10多位院士，学生超过5000人。89岁时，他仍到三峡工地检查工程质量，顺着脚手架爬到55米高程的底孔，检查混凝土表面，为我国的江河治理和水资源开发利用殚精竭虑。

1937年，张光斗获哈佛大学工程力学硕士学位，但他却选择回国。“我是中国人，是中国的老百姓养育了我。我不能离开我的祖国，我有责任为祖国的建设效力，为养育我的老百姓服务。”他在婉拒留美邀请时说。

图为姚期智。新华社记者 王普 摄

2004年，57岁的姚期智也做出了人生中的重要抉择。他辞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职，出任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教授，开启全新学术探索。这位图灵奖获得者、著名计算机科学家的全职回国，被认为是“填补了国内计算机学科的空白”。

在清华，姚期智下大力气培养本科人才，推动计算机学科发展，创立计算机科学实验班、清华学堂人工智能班，建设理论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心、交叉信息研究院等，一步步向“培养世界一流计算机人才”的梦想迈进。

“培养中国青年才俊，促进高端科研的开展，是我一生中感到最有意义的工作。”在清华的办公室内，已年过七旬的姚期智说，“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清华非常重要的目标。我希望培养的学生能立足中国、领跑世界，尤其要有中国心，能对中国的发展、社会进步产生积极贡献。”

毕业生在草坪上抛起学士帽。图片由清华大学提供

“行胜于言”：青春为国强民富而绽放

在福建福鼎市大嵛山岛东角村，村里废弃已久的鱼露仓库，摇身一变，成了兼具茶饮、阅读、观影等多功能的礼堂。这一切，都源于清华建筑学院师生的“化腐朽为神奇”。入户调研、测量设计、绘制施工图……师生们对村庄闲置房屋进行设计改造，打造服务空间，还帮助村庄制作旅游文创产品，为这个临海山坳里的小渔村带来切实改变。

为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过去3年多，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已在河北、山东、云南、福建等15个省市设立25个站点，并带动全国60余所大专院校的1500余名师生参与到各地乡村振兴工作站的规划建设中。除改善村貌外，清华各院系学生还发起文创设计、产业孵化、垃圾分类、乡村旅游等多个项目，推动农村增收。

清华社科学院的博士生沈圳，2019年起就参加乡村振兴工作站的公益服务项目，如今已是山东济宁支队队长。尽管自己就是济宁人，但回乡几次都没顾得上回家。

清华大学校园。清华大学供图

“我们经常在思考，什么是大舞台、大事业？难道只有大城市才是我们的舞台？我们想要为乡村做些什么，不求惊天动地，只用行动去做。”带着这样的希冀，沈圳带领队员们走进乡村，想方设法帮助村民改善生活和村貌，“为村民修过门、设计过房、看过宅基地，还帮留守老人修理坏了的电视，真切感受到乡土中国的模样。”

“服务国家乡村振兴，其内核是家国情怀，体现了清华人的使命担当。”清华团委副书记程正雨说，几年来，学生们踊跃报名走进乡村和基层服务。“我们很多老校友都是在平凡岗位上默默贡献，这种家国情怀、集体主义的精神一直传承至今。”

在清华，“行胜于言”是师生们经常说的一句话，也是百年清华的校风。1920级学生毕业时向母校献上日晷一尊，在其底座镌刻着“行胜于言”的铭文。20世纪80年代初，清华人率先喊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成为彼时青年精神的象征，也反映了清华人重视实践、埋头苦干、不尚空谈的品质。

清华大学标志性建筑二校门。（记者魏梦佳摄）

秉承优良传统，续写时代篇章。新时代的清华人，牢记服务社会、助力国家发展的使命责任，在科研、扶贫、抗疫等一线接续奋斗，开拓进取。

2013年以来，清华大学定点帮扶云南省南涧县，扎实开展教育、医疗、产业等多个重点扶贫项目，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2018年底，南涧县贫困发生率降至1.32%，提前一年达到脱贫摘帽标准。

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清华迅速组织18支科研突击队，夜以继日加快研发。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张林琦团队的10多名成员，去年以来一直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疫苗研究和抗体研发，两个春节都在实验室度过。他们成功分离出数十株具有强效抗病毒活性的中和抗体，其中2株正在中美两国开展临床研究，将为治疗和预防新冠肺炎提供强有力的医学干预手段。

2020年，清华牵头承担重点研发项目30项，连续五年居于全国高校首位。“十三五”期间，清华共牵头承担重点研发项目148项，涉及42个重点专项。

而一批批年轻学子正接过支教的火炬，唱响青春之歌。20多年来，清华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已有360多名学生志愿到西藏、青海、甘肃、云南、宁夏等西部省份支教，惠及数万名当地学生。

2018年，清华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杨波在青海支教时给高一学生上课。（受访者提供）

来自陕西省延川县的清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杨波，怀着对国家资助读书的感恩之心，大一时就开始参与支教活动，希望通过支教对偏远地区的教育有些许改变。在青海西宁湟中一中支教期间，一周上3个班的化学课、批阅试卷到凌晨、到学生家里家访，都让他觉得充实。为激发学生兴趣，他还开了化学实验直播课，表演“撒盐起焰火”“大象牙膏”“空瓶起白烟”等化学魔术，受到学生热捧。

3月26日，清华大草坪上镌刻着“行胜于言”铭文的日晷。（记者魏梦佳摄）

从感恩到责任，让杨波在基层中成长，并于支教期间选择入党。“清华的校风是行胜于言，不在于你说了什么，而要看你做了多少事。”杨波说，支教经历让他看到偏远地区学生的期待，也更明确了使命责任，“我会继续志愿服务，以踏实的作风为祖国教育事业出力。”

数据显示，2016年至2020年，清华共培养了4.4万多名高层次人才，80%以上毕业生赴国家重点单位就业创业。

对于母校，一代代清华人浸润其中，充满眷恋。

对于“清华精神”，1930年考取清华西洋文学系的国学家、语言学家季羡林曾说：“我的理解就是永葆青春，永远充满了生命活力，永远走向上的道路。”

曾在清华就读并任教的杨绛先生说，她在许多学校上过学，最爱的是清华大学。她期望学生“永记‘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的清华校训，起于自强不息，止于厚德载物，一生努力实践之”。

曾在清华就读并担任清华经济管理学院首任院长的朱镕基认为，清华的精神是“追求完美”。因为每个人都肩负着建设祖国的任务，在这里学习就感到自己要追求完美，要做到最好。

从空中俯瞰清华大礼堂。（清华提供资料图）

作为清华第19任校长，邱勇自1983年考上清华后再没有离开这座让他眷恋的校园。在他看来，清华有最好的校名、最好的校友，也有最好的校园、最好的校训，给人以“温暖的感觉，以及人生成长的力量”，让学生们能承担更大责任、走得更远。

“一声鹤唳，殷勤唤起，大地清华。”王国维的词句，描述了一个纯洁净明、意境高雅的世界。“清华人心中不止有水木清华，也憧憬着‘大地清华’；清华人不仅植根中国大地，也胸怀世界大地。愿斯园水木永远清华，愿人间大地永远清华！”邱勇说。（李斌、魏梦佳）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断桥铝合金门窗

品牌系统门窗

隔热隔音门窗

高端断桥铝合金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