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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人类的融合统一

农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规模变得更大、更复杂，而维系社会秩序的虚构故事也更细致完整。人类几乎从生到死都被种种虚构的故事和概念围绕，让他们以特定的方式思考，以特定的标准行事，想要特定的东西，也遵守特定的规范。就这样，让数百万计的陌生人能遵照这种人造而非天生的直觉，合作无间。这种人造的直觉就是“文化”。

虽然每种文化都有代表性的信仰、规范和价值，但会不断的流动改变。

人类文化一直流动不休，但这流动究竟是完全随机，或者其实有个整体模式？换句话说，历史有个大方向吗？

答案是肯定的。七千年来，我们看到规模较小而简单的各种文化逐渐融入较大、较复杂的文明中，于是世界上大型文化数量逐渐减少，但规模及复杂程度远胜昨日。然而合久必分只是一时，分久必合才是不变的大趋势。

严格来说，真正的“文明冲突”是聋子式的对话，也就是双方都不知道对方在讲什么。

在这数千年间，历史确实是朝着全球融合统一的方向迈进，但对大部分来说，还是难以想象世界一家、全球为一的概念。

公元前1000年间，出现了三种有可能达到全球一家概念的秩序，相信这些秩序，就有可能相信全球的人类都在一起。这三种全球秩序，首先第一种是经济上的货币秩序，第二种是政治上帝国秩序，而第三种则是宗教上的全球性宗教，像是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狩猎采集者完全没有金钱货币的概念。每个部落都自给自足，有需要就自己去猎，自己去采，自己去做。有时候也会用漂亮的贝壳交换自己没有的物品。

农业革命一开始，情况并没有多大改变。大多数人的生活形态仍然是小而紧密的社群，一如狩猎采集的部落，每个村都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体，靠的就是互相帮忙、互通人情，再加上一点点与外界的以物易物交易。

等到城市和王国的兴起，交通基础设施改善，终于开始了专业化的新契机。人口稠密的城市开始能够养活专业工作者，除了鞋匠、医生、还有木匠、牧师、战士、律师等。他们能够不断的磨练专业知识，最后就能造福全人类。但随着专业化，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各种不同专家制作的货品，究竟该怎么交易？

然而，大多数社会都是用一种更简单的方法，在各个专家之间建立连接：他们发明了“钱”的概念。

曾经在许多地方、许多时间点，人类都曾发明过前的概念。这需要的不是什么科技上的突破，而是想法上的革新。可以说是人们又创造了另一个存在于主体间的概念，只存在于人们共同的想象之中。

这里说的钱指的是概念，而不是钞票。不论任何物品，只要是人类愿意使用、能够有系统的代表其他物品的价值，作为物品或服务交换之用，就可以说是符合了钱的概念。

钱让我们能够快速方便的比较不同事物的价值，轻松交换这些事物，也让我们容易积累财富。

出现了复杂的商业系统之后，金钱的概念更是不可或缺，于是，金钱成了共通的交易媒介，几乎任何东西之间都能完成交换。

正是因为有了金钱概念，财富的转换、存储和运送都变得更容易，后来才发展出了复杂的商业网络以及蓬勃的市场经济。

不管是贝壳还是美元，它们的价值都只存在于我们共同的想象之中。光是它们的化学结构、颜色或是形状，并无法带来那些价值。换句话说，金钱并不是物质上的现实，而是心理上的想象。所以，金钱的运作就是要把前者转变为后者。

人们之所以愿意使用金钱，正是因为他们接受了这个集体的想象。“信任”正是所有金钱形式的最基本原料。如果一个富人卖掉房产换来一袋贝壳去到远方，那是因为他相信远方的人愿意用稻米、房屋和田地和他交换这些贝壳。

在这种信任的背后，有着非常复杂而长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网络。为什么我相信贝壳、美元？因为我的邻居都信，所以我也信。

最早发明钱的时候，人们还没有这种信任，所以要当做钱的事物本身得有实际价值。

出现了跨国家、跨文化的货币区之后，终于奠定种鸽亚非世界统一的基础。虽然各地的人讲不通的语言，有不同的信仰，但都信服同样的黄金白银。要不是大家有这项共同的信念，全球贸易网络绝无可能成真。

千百年来，哲学家、思想家和宗教人物都对钱嗤之以鼻，称金钱是万恶的根源。但只有金钱能够跨越文化鸿沟，不会因宗教、性别、种族、年龄或性取向而有所歧视。也多亏有了金钱制度，才让人就算互不相识，不清楚对方人品，也能携手互助。

金钱有两大原则

1. 万物可换

2. 万众相信

古罗马也常打败仗。但就像大多数历史上最伟大的帝国统治者一样，虽然他们可能输掉几场小战役，但总能赢得最后的整场战争。如果一个帝国连一场战争都输不起，又怎么称得上是帝国？

帝国是一种政治秩序，有两项重要特征。第一，帝国必须统治着许多不同的民族，各种拥有不同的文化和独立的领土。第二，帝国的特征是疆域可以灵活的调整，而且几乎可以无限的扩张。帝国几乎不需要改变基本架构和认同，就能纳入更多其他国家和领土。

这里要强调，帝国的定义只在于文化多元性和疆域灵活性两项，至于起源、政府形式、领土范围或人口规模并非重点。并不是一定要有军事征服才能有帝国。此外帝国也不一定要有个专制的皇帝。比如大英帝国就属于民主政体。

此外帝国的规模也并非重点。就算规模小之又小，也可能符合帝国的定义。

帝国正是造成民族多样性大幅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现代对于帝国的批评通常有两种：

1. 帝国制度就算行不通。长远看，征服许多不同的民族，统治起来一定难有效率。

2. 就算能有效统治，这种做法也不道德，因为帝国正是造成各种毁灭和剥削的邪恶引擎。每个民族都有自决的权利，不该受到其他民族控制。

从历史的角度看，以上第一点完全没有道理，第二点也满是问题。

就事实而言，帝国在过去2500年间一直就是全球最常见的政治形式，此外帝国政体其实非常稳定，帝国之所以会倾覆，通常都是因为有外部侵略或是内部统治精英的内斗。他们多半都是持续臣服数百年之久。通常这些民族就慢慢被帝国化，最后自己独特的文化也烟消云散。

很多时候，某个帝国崩溃了，并不代表属民就能独立。反而是在帝国瓦解或遭到驱逐之后，就会由新的帝国取而代之继续统治。

要建立帝国，确实通常就有惨烈的屠杀，而幸存者也会受到残酷的压迫。帝国的标准配备，常常就是包括战争、奴役、驱逐和种族屠杀。

然而帝国也不是完全有害无益。如果说帝国就是样样不行，纳世界上大多数的文化将不复存在。帝国四处征服、掠夺财富之后，也赞助哲学、艺术、司法和公益。现在人类之所以有许多文化成就，常常背后靠的就是剥削战败者。

在许多小文化合并到少数大文化的过程中，帝国的影响居功至伟。而且，常常正是帝国本身刻意加速传播各种思想、制度、习俗和规范。原因之一就是这样统治容易。

第二个原因的重要性也不容小觑，帝国积极传播共同的文化，就能强化他们的合法性。

至于这些好处，有时候确实显而易见，例如城市规划、统一度量衡。但有时候也十分可疑，像是税收、征兵、崇拜皇帝。只不过，多数帝国精英仍然一心相信，自己是为了所有帝国子民的整体福利而努力。

帝国所传播的文化理念很少只来自那一小群的统治精英。正由于帝国思想的理念常常正在于普遍和包容，所以帝国的统治精英也比较容易接纳不同的概念、规范和传统。虽然也有些皇帝曾试着要回归自己的根源，让帝国的文化单纯一些，但帝国多数已经从被征服的民族吸收了太多文化，而形成混合的文明。

我们很容易想把所有人简单分为好人和坏人。而所有的帝国大概都会被归为坏人。毕竟，几乎所有的帝国都建立在鲜血之上。然而现今的文化又有大多数都是帝国的遗续。如果帝国从定义上就是个坏东西，那我们又是什么？

有些学说和政治运动主张要把人类文化里的帝国主义成分全部洗净，只留下所谓纯净、真正的文明，这种想法顶多就是一厢情愿。地球上现存的已经没有任何所谓纯净的文化。

没有人真正知道该如何解决文化遗续这个棘手问题。无论采用哪种方式，第一步就是认清这种两难的复杂程度，知道历史就是无法简单分成好坏两种人的。

自公元前200年左右，大多数人已经活在各个帝国之中。看来，未来很可能所有人类就是活在单一的帝国之下，而且这个会是真正全球性帝国。统一全球这件事，很可能已经离我们不远。

时间来到21世纪，民族主义正在迅速的失去地位。越来越多人相信，真正的政治权威应该是来自所有人类，而不是某个特定国籍的成员。而人类政治的方向应该是保障人权，维护全人类的利益。

我们眼下正在形成的全球帝国，并不受任何特定的国家或族群管辖。它是由多民族的精英共同统治，并且是由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利益结合。在全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工程师、专家、学者得到召唤，一起加入这个帝国。

我们今天常认为宗教造成的是歧视、争端、分裂。但在金钱和帝国之外，宗教正是第三种让人类统一的力量。

因此我们可以说宗教是一种人类规范及价值观的系统，建立在超人类的秩序上。这有两大基本元素。

1. 宗教认为世界有一种超人类的秩序，而且并非出于人类的想象或是协议。

2. 以这种超人类的秩序为基础，宗教会发展出它认为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和价值观。

讲到“神”这种概念的起源，一种主要理论认为，神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可以解决人类解决不了的难题。在农业革命几千年后，宗教礼仪主要就是由人类将祭品供奉给神灵，换取神灵保护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二元论宗教兴盛了千余年。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1000年之间，中亚有一位叫索罗亚斯德的先知，他的信念代代相传，最后形成了二元论宗教代表。

从历史来看，一神论就像是个万花筒，继承了一神论、二元论、多神论和泛神论。

我们目前为止讨论到的所有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特征：相信的都是神灵或其他超自然对象。

这些信仰也认为有某种超人类秩序控制这个世界，但他们崇拜的这个秩序是自然法则，而不是什么神圣的意志。

有神论的宗教，重点在神的崇拜，至于人文主义宗教，重点就是对人的崇拜，或讲的更明确，是对智人的崇拜。人文主义的基本信念，就是认为智人是独特的、神圣的，从本质上就与其他所有现代动物有所不同。

纳粹并不是反人性，他们推崇人性，相信人类有巨大的潜力。但是他们认为应该淘汰弱者，只留下强者。

历史上的每一个时间点都像是一个十字路口。虽然从过去到现在已经只剩单行道，但到未来却有无数岔路可走。然而历史有时候就是选择了一些完全出人意表的道路。

事实上，真正最知道当时情况的人（也就是活在当时的人）却是最看不出历史走向的人。

特别要强调的是，那些在当代开来最不可能发生的事，常常就是最后成真的事。但这也不是说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地理、生物和经济力量确实会造成限制。

对于许多希望看到历史必然性的人来说，这种说法大概有些令人失望。毕竟，宿命论引人之处，就在于这个世界和我们的信念都是历史上自然且必然的产物。

然而历史就是这样一团混沌，历史就是无法解释的斩钉截铁，无法预测十拿九稳。在同一时间，有多方力量相互影响、互相牵制，只要某方力量有了极小的改变，结果就会有巨大的不同。

这么说来，究竟为什么要学习历史？历史不像是物理学或者经济学，目的不在于做出准确的预测。我们之所以研究历史，不是为了要知道未来，而是要拓展视野，要了解现在的种种绝非“自然”，也并非无可避免。未来的可能性远超我们的想象。

虽然我们无法解释历史做出的选择，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历史的选择绝不是为了人类的利益。因为随着历史的推进，毫无证据显示人类的幸福必然提升。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对人类有益的文化就一定会成功扩张，而对人类无情的文化就会消失。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历史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进展，而原因就在于“利益”并没有客观的衡量标准。不同文化对善的定义不同，而且并没有客观标准可以决定何者为佳。

当然胜利者永远相信自己的定义才正确，但我们又为什么要相信他们呢？

历史就这样从一个岔路走到下一个岔路，选择走某条路而非另一条路的原因总是神秘而不得而知。大约在公元1500年，历史做出了重大的选择，改变的不只是人类的命运，而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命运。我们将它称之为“科学革命”。

历史有太多的可能性，而许多的可能性最后都未成真。我们不难想象，历史其实很有可能就这样一代一代的过去，而从未发生科学革命，就算没有基督教，没有古罗马帝国，没有金币，历史还是会继续发展下去。

第四部分 科学革命

在过去500年间，人类的力量有了全所未有的惊人增长。公元1500年时，全球智人大约5亿，但今天达到70亿。人类在1500年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总共约2500亿美元，但今天每年人类生产的价值约60万亿美元。在1500年，全人类每天总共约消耗13万亿卡路里。但今天每天要消耗1500万亿卡路里。看这些数字，人口增加了14倍，生产增加了240倍，消耗的能力增加了115倍。

在16世纪前，从没有人绕地球航行一周。一直到1522年，麦哲伦的船队历经72000公里的旅程，终于回到西班牙，完成了环球壮举。麦哲伦也在中途丧生。

在公元1500年，人类还被局限在地面上。而到了1969年7月20日，人类登陆月球。这是演化史上的壮举，在过去40亿年演化期间，没有任何生物能够离开地球大气层，更不用说去月球留下脚印。

在地球上，微生物占了全部有机体大约99.99%，但早期人类对此一无所知，一直到1674年，才有人第一次真正看见了微生物。随后300年，人类才开始认识了许许多多的微生物物种。

然而，如果要在过去500年间挑出一个最重大、最具代表性的一刻，一定就是1945年7月16日，美国科学家在新墨西哥的阿拉莫戈多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从这时开始，人类不仅有了改变历史进程的能力，更有了结束历史进程的能力。

科学革命的回馈循环。科学需要的不只是研究本身要有进展，更需要科学、政治、经济彼此相互强化。

在认知革命之后，人类就很希望了解这个世界。然而现代科学与先前的知识体系有三大不同之处：

1. 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

2. 以观察和数学为中心。

3. 取得新能力，特别是发展新的科技。

对古老的知识体系来说，只会承认两种无知的可能。第一种是“个人”可能不知道某些重要的事，就要去问那些更聪明的人，而不是去探索。第二种“整个知识体系”可能不知道一些“不重要”的事，伟大的神都懒得告诉我们的事情一定是不重要的。

现代科学是一套独特的知识体系，独特之处在于公开承认整个体系对一些重要的事情一无所知。

现代科学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就让它比所有先前的知识体系更具活力，更有弹性，也更有求知欲。

正因如此，现代想要维持社会政治秩序稳定，只能靠两种不科学的方法，其他别无选择。

1. 虽然采用科学理论，但必须违反一般科学做法：宣称这就是绝对的真理。

2. 不要采取科学方法，而用“非科学的绝对真理”。这一直是自由人文主义的策略。

现代科学没有需要严格 遵守的教条，但研究方法有一个共同的核心：收集各种实证观察，并以数学工具整理。

然而光是观察并不足以成为知识。为了要了解宇宙，我们必须整理各种观察，结合完整的理论。

但是早期的知识结构是用故事的形式叙述，并没有数学公式。直到1687年牛顿提出三大运动定律，只要用三个非常简单的数学公式，就能够解释宇宙中苹果或者流星掉落的规律。

到了19世纪末，科学家才观察到某些状况不符合牛顿运动定律，于是带来下一波物理理论的革命：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在过去两百年，为了处理现实中更复杂的层面，数学发展出一个新的分支：统计学。

1744年，韦伯斯特和华莱士两位苏格兰教士打算成立一个寿险基金，为神职人员的遗孀和孤儿提供补助。然而他们必须算出基金规模多大才足够完成这种目标。这些计算要归功于前不久的统计与概率等领域的几项突破。根据计算，到1765年，这个苏格兰教会牧师遗孀及孩童抚恤基金总资本会有58348英镑。事后证明，到了这一年，基金总资本为58347英镑，只少1英镑！

这两位苏格兰神职人员所用的概率计算，后来不仅成为精算学的基础，也成为了人口统计学的概念。

我们活在一个科技的时代。许多人相信，有了科技就能找出所有问题的解答。只要让科学家和科技研发人员继续努力，总有一天我们能在地球上创造天堂。然而，科学活动并不是处于某个更高的道德和精神层面，而是也像其他文化活动一样，受到经济、政治和宗教利益的影响。

现代科学之所以能在过去500年间取得如同奇迹般的成果，有很大程度必须归功于政府、企业、基金会和私人捐助者愿意为此投入数十亿美元的经费。

究竟为什么会有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多半是因为有人认为这些研究有助于达到某些政治、经济或宗教的目的。

地球距离太阳有多远？许多现代早期天文学家想方设法寻求解答。终于有人在18世纪中叶提出了可靠的测量方法。也就是根据“金星凌日”，从地球上不同的方位观察，然后用三角函数就能准确算出来。

于是，英国皇家学会出资，派了一个远征队前往塔希提岛。远征队于1768年离开英国，1769年在塔希提观察到金星凌日，接着前往考察一些太平洋岛屿，最后在1771年回到英国。这趟远征带回了数量惊人的天文学、地理学、气象学、植物学、动物学和人类学资料，成了以后许多学科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础。

医药领域就得益于库克船长的这次远征。当时的水手大多都得了坏血病，在16-18世纪之间，坏血病估计夺去了两百万船员的生命。当时没有人知道坏血病的病因。直到1747年，英国医生詹姆斯·林德通过各种试验得出一个结论：吃水果可以治愈。也就是现在的维生素C。

虽然英国皇家海军并未采信林德的实验结果，但库克船长信了。他决定证明这位医生是对的。于是船队带着大量的酸菜，蔬菜和水果。接下来之后没有任何一个水手因为坏血病而丧命。

也就在这个时期，英国派出的海军前往地球最远的一端，库克船长对于许多发现的岛屿，他都声称归英国所以。库克这次远征奠定了英国占领西南太平洋的基础，征服了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和新西兰，让数百万欧洲人殖民到新的土地；但也让许多本土文化灭绝，原住民几近灭种。

所以这样说来，库克的船队究竟是武力保护科学家远征，还是有几个科学家随行的武力远征军？其实两者皆是。

1831年，英国皇家海军派出“小猎犬号”前往绘制南美、马尔维纳斯群岛和加拉巴哥群岛的海岸图。小猎犬号的船长也是业余科学家，他决定顺便再带上一位地质学家，然而好几位专业地质学家拒绝了他的邀请，最后是一位22岁的剑桥毕业生接收了邀请，他就是达尔文。差一点成了英国圣公会的牧师，但是他对自然科学的兴趣比对《圣经》浓厚，于是他抓着了这个机会，开创了后世无人不知的这段历史。

整整300年间，无论在美洲、大洋洲、大西洋、太平洋，都是由欧洲人完全主宰。于是欧洲人积累了大量财富和资源，终于让他们有能力入侵亚洲、击败各大帝国，再进行欧洲人之间的分赃作业。等到奥斯曼、波斯、印度和中国终于惊觉情势不对，为时已晚。

一直到20世纪，欧洲以外的各个文化才真正有了全球观点。而这正是让欧洲霸权崩溃的关键因素之一。

语言学这项学科得到帝国的热烈支持。然而，帝国之所以会资助语言学、植物学、地理学和历史学，并不是只为了实用因素。另一项重要的原因，在于科学能够从思想上让帝国合理化。现代欧洲人开始相信“学习新知”一定是好的。

此外，帝国取得新知之后，至少理论上应该能有益于当地被征服的民族，让他们享受到“进步”的好处。例如获得医疗和教育、修筑铁路和运河，以及确保司法公正、经济繁荣。

然而，科学也被帝国主义者用于某些邪恶的用途。不论生物学家、人类学家，甚至语言学家都提出了某些科学证据，证明欧洲人优于其他所有民族，因而有权利统治他人。

科学家为帝国提供了各种实用知识、思想基础和科技工具，要是没有他们，欧洲人能否征服世界实在仍是未知数。至于征服者报答科学家的方式，是提供各种信息 保护，资助各种奇特迷人的研究，而且将科学的思考方式传到地球上的每一个偏远角落。

不论是建立帝国还是推广科学，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我们很难掌握金钱在现代历史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然而，想要了解现代经济史，其实重点就只有一个词：成长。不论结果是好是坏，现代经济就像是一个荷尔蒙过剩的青少年一样不断的成长，吞噬一切，速度叫人完全赶不上。

历史上大多数时候，经济规模没有太大改变。全球产值增加多半是因为人口增长。然而到了现代一切都已改观。在1500年，全球商品和服务总产值约2500亿美元，每人年平均产值约550美元；而今天是大约60兆美元每人年平均产值约8800元。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金钱是一种十分特殊的概念，可以协助各种事物的交换。然而早期的金钱只能代表一些实际存在的物品，这与“创业”需要先获得启动资金，才能赚到钱的概念无法兼容，因此也就很难促进经济成长。

人类就这样在这种困境里困了几千年，结果就是经济冻结、武力成长。一直到现代，基于对未来的信任，我们才发展出一套新的系统，才终于有办法跳出这个困境。这项新系统中，人类发展出“信用”这种金钱概念，代表着目前还不存在，只存在于想象中的货品。正是信用的概念，让我们能够预支未来、打造现在。

如果信用这个概念真是如此美妙，为什么以前从来没有人想到？他们其实早就想到了。而是因为当时的人并不相信“明天会更好”，所以并不愿意延展信用。

接着，历史上出现了科学革命和关于进步的概念。所谓的进步，是在承认我们无知之后，认为只要投资进行研究，一切就能变得更好。这个想法很快就应用到了经济上。

在过去500年间，这种关于进步的概念说服了全球人民，将越来越多的信任交付给未来。正是这种信任创造了信贷。而信贷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成长。因为经济有成长，我们就更信任未来，也就愿意提供更多的信贷。

资本主义不只左右了现代科学的兴起，也影响了欧洲帝国主义的出现。此外，一开始正是欧洲帝国主义创造了资本主义的信贷制度。后来这里的国王和将领也逐渐采用商业的思维模式，欧洲人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所需资金来源也从税收逐渐转为信贷，而且也逐渐改由资本金主导。这些商业型的帝国，取得资金进行征服的效率就是高出一截。毕竟，没人喜欢缴税，但人人乐于投资。

我们之所以不该让市场有完全自由发挥的机会，还有一个更基本的原因。因为多余的利润能促进生产、雇佣更多人，如果贪婪的生产者是靠缩减工资，增加工作时间来增加利润，情况又会如何？贪婪的资本家甚至能通过垄断或者串通来打击劳工。更可怕的是老板可能还会用劳工还债甚至奴隶制度来限制劳工的自由。

现代经济之所以能够成长，是因为我们愿意信任未来，资本家也愿意将利润再投入生产。然而这样还不够，经济成长还需要有能源、有原料，但能源和原料有限，如果用光了，是不是整个系统就要崩溃？

其实并不是如此，因为新的能源和材料不断的被开发出来，人类早期的原材料可能主要是木材、铁之类，但后来开发出多种多样的新材料，比如塑料、橡胶、铝和钛。

早期的能量来源主要还是燃烧木材，用火力炼铁，用风力来推动帆船。但这些局限性比较大，人类很长一段时间仍然不知道如何进行能量间的转换。

9世纪中国发明火药可以说有了小小的突破，能让热能转为动能。而让火药发展为有效的火炮，又过了大约600年。

即便如此，依然无法将热能转化为动能。直到18世纪，英国蒸汽机问世，热能就终于转换为动能了。

在随后的几十年间，英国人改善了蒸汽机的效率，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转眼之间，英国就取得了世界工厂的地位。

1825年，一名英国工程师将蒸汽机撞到了一辆载煤的列车上，这是史上第一列蒸汽动力火车。

从此之后，人类就深深着迷于如何使用机器和引擎转换各种能量。只要发明出适当的机器，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类型的能源都能为我们所用。

另一项重要发明是内燃机，仅仅花了不到一个世代的时间，就彻底改革了人类的运输，也让石油变成了一种液体的政治权力。

至于电力的发展更为惊人。有了系列电器的发明之后，电力就成为了社会最基本的能量。

工业革命的核心，其实就是能源转换的革命。我们已经一再看到，我们能使用的能源其实无穷无尽。讲的更精确，唯一的限制只在于我们的无知。

学习如何有效驾驭和转换能量之后，也解决了另一个阻碍经济成长的问题：原料短缺。此后就有源源不断的新材料被开发出来。

工业革命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种种能源和原料，结果就是人类的生产力有了爆炸性的发展。首先引爆，影响最深的就是农业。机械化不只是机器的事，连植物和动物也同样遭到机械化。比如说蛋鸡，一个笼子塞了4只蛋鸡，每只鸡的活动空间就是22-25厘米左右，笼子太小，鸡甚至无法拍打翅膀，也无法完全站立抬头。母猪被关在小隔间，甚至无法转身，生下的小猪立刻被带走养肥待宰。许多奶牛在短暂的一生里，也是生活在一个小隔间，不管是站还是卧，都与自己的尿液和粪便为伍，在业者眼中，大概就只是一张会吃原料的嘴，在加上会生产商品的乳房而已。

随着工业工业化，只需要越来越少的农民数量，就足以养活越来越多的办公或工厂人口。例如美国只有2%的农民，但这2%农民不但养活整个美国人，还有剩余粮食出口到世界各地。

正因为农业释放出了数十亿的人力，由工厂和办公室吸纳，才开始像雪崩一样有各种新产品倾泻而出。

工业革命找出新方法来进行能量转换和商品生产，于是人类对生态系统的依赖大减。结果就是环境严重破坏，物种大规模灭绝。然而生态环境恶化并不代表就是资源短缺。人类能用的资源其实是不断增加，但与此相反，人类将摧毁剩下的自然栖息地，让大多数其他物种走向灭亡。

事实上这场生态危机甚至也可能危及人类本身的生存。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污染严重。使得地球对于人类越来越不宜居。

虽然智人已经越来越不受自然的摆布，但却越来越受到现代产业和政府的支配。

同时，战争已经不再那么有利可图，但和平却成了一笔越来越划算的生意。核子末日的威胁促进了和平主义。和平主义大行其道，于是战争退散、贸易兴旺。贸易成长，也就让和平的利润更高，而战争的成本也更高。随着时间的过去，这个良性循环也就对战争造成另一个阻碍：因为国际网络日渐紧密，使得多数国家无法再维持全然独立，所以其中任何一国片面宣战的机会也就大幅降低。大多数国家之所以不再发动全面战争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已经不再能够完全独立行事。

在过去的500年间，我们见证了一连串令人惊叹的革命。今日人类所享有的财富在过去只可能出现在童话里。而科学和工业革命也带给我们超人类的力量，以及可以说无限的能源。

只不过，我们真的更快乐了吗？和早期的智人相比，究竟谁比较快乐？如果后来的人并没有比较快乐，我们又为什么要发展农业、城市、文字、钱币、帝国科学和工业呢？

常有人认为，历史不断进展，人类的能力也不断增加。一般来说，我们会运用能力来减轻痛苦，满足欲望，所以我们想必过得比中世纪的祖宗们来得快乐，而他们也一定比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来得开心。

然而这可能也有一些问题。正如农业革命之后，农民的生活反而更艰苦。同样，欧洲帝国开枝散叶，同时将各种概念，科技和农作物向四方传播，而且还打开了商业新道路，但对于数百万的非洲人、美洲原住民和澳大利亚原住民来说，这几乎算不上是好事。历史一再证实，人类有了权力或能力就会滥用，所以要说能力越高就越幸福，看来是在是有些天真。

还有一种立场，就是把历史分为前后两段讨论。在科学革命之前，能力不一定能带来幸福。中世纪的农民确实可能过得比狩猎采集者更为悲惨。然而在过去几个世纪间，人类已经学会更聪明的使用能力。现代医学的胜利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另外暴力事件大幅降低，国际战争几乎烟消云散，而且大规模饥荒也几乎不再发生。

目前来看，对快乐与否的影响，家庭和社群要比金钱和健康来得重要。那些家庭关系紧密良好、社群互相扶持帮助的人，明显比较快乐。而其中，婚姻又是特别重要的一项因素。

然而，关于快乐最重要的一项发现在于：快乐并不在于任何像是财富、健康甚至社群之类的客观条件，而在于客观条件和主观期望之间是否相符。如果你想要一辆牛车，而你也得到了一辆牛车，你就会感到满足。如果你想要一台全新的法拉利，而得到的只是一台二手的菲亚特，你就感觉不开心。

如果说快乐要由期望来决定，那么我们社会的两大支柱（大众媒体和广告业）很有可能正在不知不觉地让全球越来越不开心。因为你觉得自己长相还可以，但是整天都会在电视、脸书和巨幅广告牌上看到那些明星、运动员和超级名模，对比之下你就会不开心。

有没有可能，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会对生活不满，不只是因为贫穷、疾病、腐败和政治压迫，也是因为他们看到了第一世界国家的生活标准？平均来说，埃及在前总统穆巴拉克的统治下，死于饥饿、瘟疫或暴力的可能性远低于古代法老拉美西斯二世或者埃及艳后克丽佩奥特拉时期。然而人们满是愤怒的推翻了她的统治，原因在于，他们比较的对象不是古代的法老王，而是同时代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然而先前的心理学及社会学研究也得出了一些结论，例如已婚的人比单身的人更快乐。但这不一定代表婚姻带来了快乐，也有可能是快乐带来了婚姻。

现在我们终于意识到，快乐的关键就在于生化系统，因此我们就不用再浪费时间处理政治和社会改革、叛乱和意识形态，而是开始全力研究唯一能真正让我们快乐的方法：操纵人类的生化机制。如果我们投入几十亿美元来了解我们的脑部化学，并推出适当的疗法，我们就能在无需发动任何革命的情况下，让人过得比以前快乐。

无论是物理作用还是化学反应，或是生物的自然选择，都对智人和其他一切生物一视同仁，智人还是没办法打破生物因素的限制。

然而，就在21世纪曙光乍现之时，智人开始超越了这些界限。自然选择的法则开始被打破，而由智慧设计法则取而代之。

数十亿年来，我们根本没有足以设计生物的智能水平，一直到相对不久前，微生物都是地球上唯一的生物。属于某个物种的微生物，可以从别的物种中取得基因码，加入自己的细胞中，来提升自己的能力，比如对抗人类研发的抗生素。然而据我们所知，微生物并没有意识，也没有目标。

大约1万年前，那些希望鸡能又肥又慢的智人，发现如果找出长得最肥的母鸡和最慢的公鸡交配，生出来的后代就会又肥又慢，这些后代再继续互相交配，后代的鸡就都具有又肥又慢的特点。这是原本不存在与自然界的鸡，是因为经过智慧设计而出现的。

然而这种设计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如果想要的特性并不存在于野鸡的基因库里，智人就无能为力。智人只不过是对鸡施加了特定的选择压力，让又肥又慢的鸡特别能够繁衍下来。就像是蜜蜂采蜜授粉也是对植物施加了选择压力，让鲜艳的花朵更能生生不息。

时至今日，在全球各地的实验室，科学家正在改造各种生物。他们打破自然选择的法则而丝毫未受到惩罚。法国科学家拿了一个普通兔子胚胎，植入绿色荧光水母的DNA，就变成了一个绿色荧光兔子。

如果改造基因的潜力完全发挥，这很可能会成为地球出现以来最重要的生物学革命。最后是要彻底改变生命的游戏规则。

认知革命后，智人从微不足道的猿类变成了世界的主人。然而智人的生理并没有什么改变，甚至连大脑的容量和外形也和过去几乎相同。可见这只是大脑内部几个小小的调整而已。也许只要再有某个小小的调整，就会引发第二次认知革命。

不管现在的伦理论点如何有说服力，未来的发展似乎不可挡。特别是这种有可能让我们无限延长寿命，解决各种疑难杂症，以及强化人类认知和情感上的能力。

第二种生命是仿生工程，像是心脏起搏器、假肢（生化手臂），或者如美国制造的间谍苍蝇、仿生鲨鱼。这其中最具革命性的应该就是构建大脑-计算机双向接口（脑机接口），如果这个概念成功，这一切是根本上的改变，其中的哲学、心理或政治影响可能都还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第三种则是创造完全无机的生命，比如计算机病毒。现在资讯工程世界正当红的一个领域，就是基因程序设计，这种程序设计模仿基因遗传演化。许多工程师都希望能创造出一个独立于创造者，完全自行学习演化的程序。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种程序的原型，也就是一般说的计算机病毒。这种病毒在网络上自我复制百万到数亿次，一面要躲避追杀的防毒软件，一面又要与其他病毒争夺网络空间。

这些病毒算是生命吗？这可能要取决于每个人对生命的定义。我们再假设你可以将自己的大脑整个备份到硬盘上，再用笔记本电脑来读取运行，这样电脑是不是可以思考和感受呢？那算是你吗？如果有人删了这个程序，算谋杀吗？

有人认为到了2050年，就有少数人能够达到长生的状态。有些则认为在下个世纪或是下一个千禧年。（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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