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六十耳顺，到了这个年纪，似乎应该有这个年纪的目光，想做的事情反而更多了，我想试试各种不可能。”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记忆是一个人的本能，记录是媒体人的自觉，而纪念体现了代际的传承。”日前，敬一丹的新书《那年那信》发布会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报告厅举行。这是敬一丹退休之后写的第三本书，收入了敬一丹家庭的1700封历史书信。

从央视退休之后，敬一丹除了享受家庭生活外，给自己找了三个出口：一，新媒体主编；她找了年轻人帮忙，做起了敬一丹微博和公众微信号，做起了新媒体主播，主打传统节气文化和诗歌、散文诵读；二是当作家，退休之后她写了三本书，《我遇见你》《末代工农兵学员》（合写），和这本《那年那信》；三是当教授，她是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大学的兼职教授，经常会参加新闻学术讨论会，或者去做专项演讲。

“都说六十耳顺，到了这个年纪，似乎应该有这个年纪的目光，想做的事情反而更多了，让我知道我以前做了什么，以后还有可能遇到什么，我想试试各种不可能。”

家书记录了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敬一丹退休之后，不再为工作繁忙，呆在家里的时间长了。母亲身体不太好，在照顾母亲的过程中，交流频繁了，激发的家庭记忆也多了。

最初是母亲整理家书，出了一本家人自己看的书，起名《我爱我家》。当敬一丹看到这些信的时候，觉得太有价值了，想与更多的人分享。“我觉得它的价值不仅仅是在我们家。世间图景不就是一家一家的故事拼成的吗？感谢我爸和我妈，我妈特别喜欢留纪念物，我爸的记忆力特别好。记忆与记录给了我们纪念，记忆是本能，记录是自觉。”

这三年里，敬一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整理这批书信，翻阅家庭的老照相本，把那些时光和记忆阅读出来，点点滴滴往事和家里人印证出来，慢慢地完成了《那年那信》这本书。

敬一丹父母都是法律工作者。和很多家庭一样，是严母慈父的组合。开始父母对四个孩子的期望是好学上进，而后是敬业有为。在这方面，他们有着非常好的身教，因为他们都是极看重工作的人。

“父母是我最忠实的观众，二十多年来，他们总是守在电视机前看我的节目，有比较、有分析，指出我在主持节目中存在的缺憾，做出点评。父母看重我在电视上的表现，看重观众对节目的反应。爸爸早年间收集了很多剪报，都是关于我的节目的。这些剪报已经发黄，我依然能够感觉到，在我事业的背后，一直有父母关注的目光。”

老同事朱军现在央视负责一档读书信的电视节目《信中国》。从《那年那信》中，他感受到是岁月和岁月留下来的记忆、岁月凝结成的情感，以及能帮助我们找到前辈和未来的力量。

教学时，白岩松会给每届自己带的研究生出一个作业，就是画出自己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和父母走到一起的路线图。他说每次在做这份普通的作业之前，学生们都会觉得这太简单了，可是回来交作业的时候都是哭着讲述的，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么艰难，不知道那么偶然，不知道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

虽然退休了，但敬一丹还在央视主持一档电视节目《谢谢了，我的家》。

“最初接触这个节目，我直接的反应就是，家不言谢啊！磨合很长时间，我才慢慢接受了这个名字。也许，用电视形式恰好可以营造一种气氛，使得人们说出藏在心底却不常说出的谢意吧。我希望观众在听别人的故事的时候，能想到自己的家。”

只要拿起话筒，就永远都是记者

退休前一两年，敬一丹就开始想，还有一两个春夏秋冬，就要告别职业生涯了。渐渐地就形成了一种告别心理。后来这种心理越发强烈了，她经常会倒计时。“到了2015年，就不是按月了，而是按次了。这是我倒数第几次主持节目呢？我特别喜欢以这样一种方式告别职业生涯。我享受着我在这样一个栏目里的最后时光，心里踏实、宁静。”敬一丹对我说。

很多人，习惯忙忙碌碌，工作一辈子，退休后突然闲下来，往往会产生大量的落差，从身体到心理状况，都不能适应突然闲下来，无事可做的状态。但这现象现在敬一丹身上没有出现。

问敬一丹会如何规划自己的生活。敬一丹特别提到一位前辈，这位前辈已经93岁，在她60岁退休的时候，给自己做了一个30年的远期规划，而在90岁的时候，她曾告诉敬一丹，这些规划全部都完成了。这让敬一丹得到了些许启发。

敬一丹把自己的退休时间，分成了几块。在头一年里，她重新做回了播音员，把《三联生活周刊》原主编朱伟写二十四节气的文章，自己朗读出来，还配上了巫娜的音乐，精心加上了图片，在自己的微信公号里定期播出。

这个微信号的成绩不错，没有做任何推广，也没有让其他人转发，现在已经是几万粉丝了。偶尔，敬一丹也会推送自己的原创文章，去年11月8号，是记者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敬一丹发表了《今天，我们怎样做记者？》，文章里使用了大量的图片，这是互联网带给她的变化之一。

“我经常有一种感觉：在这样一个变化的时代，能触摸到时代的脉搏，这个人就会处于一种很有活力、很兴奋的状态。新闻这个工作就有这个特征，是支撑新闻工作者最内在的动力。这种动力不用别人去唤起，不用别人去加油。”

到北大、传媒大学开课，到外地讲学，敬一丹也会在微信号里发个消息。作为北大、传媒大学的兼职教授，她也会帮忙发些高质量的学术动态消息。

年轻的时候，敬一丹在黑龙江农场，先是和所有城里到农场的知识青年一样，天天在黑土地里干各种农活。后来，农场招聘广播员，普通话很好的敬一丹，被人推荐去参加考试，后来她成为了农场广播台的播音员，拿起了话筒，当了记者。

敬一丹的个人微信名叫“韩敬”，韩是她妈妈的名字，而敬是她爸爸的名字。韩敬这个名字是她在广播电台时的“艺名”。 “我父亲在80岁那年给我母亲写了情诗，试问我们做儿女的能否做到？我母亲86岁了，她管理着七八个微信群，每天都在给朋友们发正能量的‘心灵鸡汤’，这种活力和旺盛的生命力也是我的精神支柱。有他们在，我心安、幸福。”敬一丹说。

微信公众号在敬一丹看来，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话筒。正如老同事说的，只要拿起话筒，敬一丹就永远都是记者。

后有来者，才是这个世界最好的状态

退休后，敬一丹也没有闲着，活得风风火火，她开始做过去想做却没时间做的事，比如从事教育、研究等工作，比如与女儿一起投身公益，帮助穷困的孩子。

敬一丹女儿在一个支教的公益组织，叫“美丽中国”工作。“她有超出我期待的那种热情投入。我很高兴，愿意看到她的这种状态。她自己说，她做这件事还是受到一些家庭的影响，我没有很刻意地去影响她，但是可能她参与和看到了一些，影响了她的选择。从小到大，我一直给她很多选择的空间，我对她最常说的就是‘你自己决定’。从穿什么衣服，到哪去玩儿……从小到大，自己决定成了她的习惯。

我女儿出生的时候，我对妈妈说，我不知道怎样带一个女孩儿啊。我有两个弟弟，我似乎更习惯带男孩儿。而自己的女儿，小小的，面对那么长的岁月，我该怎么做呢？妈妈对我说，你就像带男孩那样带她。我理解妈妈的意思是：女孩也要独立，也要自立，也要有作为。尽管她走得很远，然而她的独立，让我很踏实。”

在女儿影响下，如今，敬一丹也成为了“美丽中国”的一员。

去年，敬一丹应白岩松邀请，给同学们上了新闻专业课。这些年来，她一直在传媒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国家行政学院等讲课，“其实我喜欢当老师。我小时候刚知道什么叫理想的时候，第一个理想就是当老师。后来我以广播学院教师身份到中央电视台实践，发现这种未知、新鲜对我产生了一种极其强烈的吸引，它好像把我内心的东西唤醒了。我不是一个容易大悲大喜和兴奋的人，所以我很在意我能被唤起的这种状态，我觉得，我一定要遵从我的内心。”

没有去大学当老师，去了中央电视台，敬一丹庆幸自己当年做了这个选择，赶上了一个特别适合做记者的年代，有剧烈变化，有巨大的反差。这样的环境，有很多成全记者的因素。“我特别不善于蓄谋，一般做计划也不会做很长。我不是一出发就能看很远的人，我是那个走着、看着、感觉着的人。我并不是一个特别很主动的人，很多选择都是被动的。但好机会我赶上了，真是就赶上了，特别幸运。

比如《一丹话题》《焦点访谈》，都是当时的主任孙玉胜希望我加入，我没有太多的主动选择。别人提醒我，说这适合你，然后呢，我也就顺应了。幸运的是，恰好都赶上了适合我的节目。”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这些传媒媒体遇到了巨大的挑战，甚至连老人，都学会在手机上看新闻资讯和电影、电视节目了。曾经体会过职业的巅峰，在敬一丹退休的当口，媒体环境开始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开始我有点恐慌呢，我还在算，这新媒体有多快的速度影响到我们。”但是在后几年，当新媒体以那么生动的面貌出现时，敬一丹又觉得挺庆幸的，幸好在她职业生涯接近尾声时，遇到了这么多的新鲜事。“记得我第一次在节目里说：请观众朋友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客户端时，有点新鲜和兴奋，我看到那么多种传播方式！如果我在电视里永远处于‘后无来者’的状态，有什么劲呢？虽然我失去一点踏实和安全感，但是增加了‘后有来者’的兴奋。”

“媒体变局，肯定会带来人的流动。年轻人在三十岁前后要多选择，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敬一丹笑言。（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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