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中美关系遇到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12月24日，在锦江小礼堂召开的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七届学术年会大会上，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王战说。

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间，面对极富挑战的外部环境，上海如何应对？在这场学术年会上，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袁志刚、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文军等学者齐聚一堂，直面焦点问题，轮番对上海的经济发展建言献策，碰撞出激烈的思想火花。

今年的学术年会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聚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际关系、党的建设与上海建设发展等主题，深入交流最新发展成果。年会共收到应征论文508篇，评出优秀论文40篇，出版优秀论文集1卷，百余位专家做了主题发言。会议还宣布了上海市社联2019年度十大推介论文和本届学术年会优秀组织奖、论文奖。

12月24日，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七届学术年会大会在锦江小礼堂召开。

回顾发展之路：寻找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

讲座伊始，经济学家林毅夫为现场观众梳理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的经济发展脉络：这70年的经济发展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推行的是计划经济；第二阶段是从1978年底开始到现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在转型期间，当时国际通行的经济学理论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即市场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化，由价格引导资源配置，并以休克疗法的形式推行到位，这就是当时的“华盛顿共识”，亦是整个经济学界的共识。但中国在转型时，并未按照这一理论进行，而是推行“价格双轨制”。所谓“双轨制”，就是“市场轨”和“计划轨”并行，一种物资两种价格，市场价高于计划价，计划分配的比例逐步缩小，市场销售的份额逐步扩大。在彼时的国际学术界看来，同时保留政府定价和市场定价的双轨制是最糟糕的制度安排，甚至比计划经济的效率更低。但出乎意料的是，在推行双轨制的近40年间，中国连续取得每年经济增长超9.4%的成绩，同时也是全世界唯一没有出现金融危机的国家，这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

“到现在为止，我不曾见到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照搬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获得了成功的经济发展。”林毅夫表示。“理论是为了认识世界，也为了改造世界，怎样实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就必须靠我们自己的努力。”由于不同国家的经济结构截然不同，经济学理论也必须因地制宜。在他看来，经济发展的本质是经济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一个国家劳动生产技术产业的变迁，应该称为结构经济学。而将它和结构主义区分，可称为新结构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其实是找到一个结合点，把现代经济学分析范式跟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联系在一起。”在林毅夫看来，中国70年经济发展之路启示国人，不能一味模仿和照搬其他国家的成长经验，而是需要自己研究经济增长的背后道理，提出新的理论体系，走出一条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理论发展道路。

应对外部环境：数字经济或将成为最大风险

在圆桌论坛中，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认为，今年以来，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经济不稳定风险正在显著增加。目前，对于上海的经济发展有几大重要风险，第一个是数据战争，数据是如今最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在国际形成空前的争夺态势；与此同时，国际社会目前对于数据贸易和跨境管理尚未形成共识，因此未来发展难以预测。

另外，网信技术竞争，是决定未来国力争夺的主要战场。原来稳定的国际科技产业技术网络越来越不稳定，甚至发生分裂。在数字经济时代，网络信息技术全面的深度的融入到原来传统的基础设施领域，包括能源、交通、金融等，可能为这些基础信息平台带来风险，保护它们的安全，不发生重大泄露和受到连续打击，也将成为未来不同城市角逐的重心之一。

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袁志刚看来，上海通过几十年的城市建设，已经形成高品质的生活，但如果后续没有高质量的增长，将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矛盾根源。“未来经济发展的重心将从传统产业转为高科技行业，例如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上海应当更多地肩负起国家的战略任务，发挥大飞机制造、半导体芯片和生物制药等产业优势。”他也提到，未来发展的关键之一在于人才，有了优秀人才的聚集，上海才能成为产业升级的高地，在世界范围内变得更有竞争力。

“如果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上海高质量发展，一定是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切入点，这样的发展才是高质量、全面的社会经济发展。”华师大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文军认为，“上海高质量发展一定要回归到社会生活本身，具有更高的情感和心理认同，这样的发展才具有可持续性。”

建设金融中心：加强人民币国际化，不讳谈离岸金融

“上海能够真正成为国际上排在一流的名副其实的国际金融中心，未来长期发展的核心目标还是国际化。”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提到。首先需要的是迎合金融对外开放的主流，包括行业和市场开放两个层面。中国的金融行业已有极大规模，尤其是银行业已在全世界名列前茅，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适当开放股票和债券市场，让境外资本加快流入，参与市场运作，形成更具包容度的市场体系。

其次，不应避讳离岸金融，对上海的离岸金融整体前景应有更好的布局和规划。自贸区建成以来，上海已涌现一系列离岸金融的需求，例如离岸信贷、离岸保险、离岸信托等，如何提升离岸金融水平，让驻扎在上海的机构享受更高效、便利的金融活动，考验着城市的金融发展水平，也考验相应的制度保障。

另一个焦点是人民币国际化。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本质是建设人民币交易中心，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更多外资机构、外来的中央银行、自然人等进入上海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这意味着在不远的未来，人民币在金融交易和投资中所占比重会不断上升，如果能进一步加强国际化，将对金融中心的建设形成重要的推动作用。

最后，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对于金融行业的税收水平应具有国际竞争力。通过税收方面的制度改革，让上海的税收水平和国际主要金融中心并驾齐驱，将使上海的金融国际化实力在未来保持持续上升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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