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房成融资利器 公租廉租屋乏人问津

保障房成融资利器 公租廉租屋乏人问津 更新时间：2011-4-25 11:20:03 　　保障房成融资利器 公租廉租屋乏人问津

经过一个多月的政策理解与消化，地方政府似乎突然醒悟，保障房这个“壳”实在大有用处，各种保障房融资平台和操作手法纷纷出炉

□ 本刊记者 李慎 | 文

上海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的一位经理近日去重庆开会，吃惊地发现保障房在地方上已根本不是问题。

今年1000万套保障房的建设任务刚刚下达时，很多地方政府还视之为“土地财政”的大敌，对于如何完成忧心忡忡，大多数商业银行和开发商也避之惟恐不及；现在，保障房任务没变，各方面的调子却从沉闷一转为高亢。地方政府视保障房为招商引资的新舞台，土地、资金、政策优惠，以及其他资源纷纷汇集而来，银行和开发商的积极性也大为改观。

在中国宏观政策不断收紧流动性和清理地方融资平台的大背景下，保障房就这样在善于领悟政策、积极创造发明对策的地方政府手中，从包袱变成了地方红利。

地方政府大创造

3月以来，在1000万套保障房新政的高压下，地方政府之间开始了一场“大串联”。重庆、湖北、河南……各种保障房研讨会在不同城市火热开讲，保障房领域的先行者传授经验，各地政府争相学习。

2011年全国“两会”前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与网友交流时，首次提出2010年计划建设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1000万套，今后五年计划新建保障性住房3600万套。这一计划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随后，中央以“军令状”形式向各级政府分派任务。

2月24日，由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兼任组长，住建部、发改委、财政部、国土部、监察部、审计署等各相关政府部门组成的“国家保障性安居工程协调小组”，与各省级政府签订了保障房工程建设目标责任书，将1000万套保障房建设任务分解到各地。

经此分解，以河北省石家庄市为例，2011年公租房建设的任务量比原计划增加了20多倍。毋庸置疑，完成这一任务的挑战是空前的。

地方财政从来没有这么大量的保障房资金准备，如何筹钱？土地问题怎么解决？如果需要划拨土地，意味着必须在土地出让金上让利，如果土地收入减少了，地方发展是否会受影响？

前述参加重庆保障房研讨会的业内人士向财新《新世纪》记者介绍参观的感受说，地方政府的创造力无穷，看样子1000万套保障房的任务一定能完成，各种新鲜的保障房融资平台和操作手法正应运而生。保障房正在变成受中央政策支持的融资“壳子”，而地方上现在被广为批评的城投则可以暂时松口气。

重庆最早开始大规模建保障房，也最早探索出了一条自我运转的道路。其公租房和廉租房的租金可结合通胀水平涨价，并可在五年后出售给租房者。开发商可以通过销售较快回收资金，政府也能在未来顺利“脱身”。

也因此，重庆模式得到了当地商业银行的青睐，融资渠道较为畅通。重庆保障房选址不偏，大片区成批建，周边配套较完善，有利于房子今后升值。但这种做法只适合产权式保障房，即经济适用住房、限价房和棚户区改造。

住建部政策中心副主任秦虹在近期举行的“财新圆桌会议”上表示，在保障性住房的诸多类别中，产权式住房的资金历来不是问题，政府只需在土地上让利，真正需要政府掏钱的是租赁式的保障房。

租赁类保障性住房，包括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因为租金水平较低，管理成本高，一般都难以回收成本，普遍存在融资困难的问题。目前，各地公共租赁住房建设主要依靠财政投入，银行资金没有大规模介入，社会资金也进入寥寥。

郑州也是在土地上做文章。政府发动企业，拿出一部分自有工业用地参与保障房建设。目前，包括郑州市航空港区、富士康、格力电器在内的很多企业，已经通过这种方式分担了保障房建设的任务，总规模达到47公顷。

类似的还有江苏，采用与企业合作、在大的工业园区修建青年公寓的办法，一方面解决了政府的公租房房源问题，另一方面，本来就要修建员工宿舍的企业也搭上了保障房的“顺风车”，享受土地出让、税费优惠等各方面的好处。

但上述保障房项目的土地性质，是“工业用地”还是“住宅用地”目前尚无说法，这为未来的保障房产权问题埋下了隐患。尽管如此，截至目前，这种做法已经被北京、上海、陕西、福建等地方政府纷纷仿效。

此外，“捆绑式”配建方式也被地方政府推而广之，即政府在出让土地时，规定开发商必须配建一定比例的保障房。但这种方法也只能适用于产权式保障房，开发商可以通过出售产权回笼资金，只不过利润没有商品房丰厚。

至于需要往外长期“垫钱”的租赁式保障房，无论是开发商还是银行，都没有看到大规模介入的迹象。

描摹“保障房红利”

经过一个多月的政策理解与消化，地方决策者似乎突然醒悟，保障房这个“壳”实在是大有文章可做。

2011年3月，审计署18个特派办和37家地方审计机关，开始了对31个省和5个计划单列市政府性债务的全面审查。在前几年兴盛的城投债平台被各方聚焦并“围剿”之后，地方政府转而将保障房视为新的机会，重新包装并推出了保障房融资平台，无论是资金还是土地，地方政府都发明了新的解决办法，还计算出为期不远的“保障房红利”释放期。

所谓保障房融资平台，即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划拨，或以现有廉租房和公租房等政府资产先行注入成立一个融资平台公司，并以政府信用为担保吸引银行资金。据财新《新世纪》记者了解，河南省漯河市、重庆市、湖北省黄石市都在探索实施这种保障房融资平台模式。

经济适用房项目仅需要政府投入前期的土地整理成本，资金压力并不大。而租赁式保障房对银行毫无吸引力，此即政府发明保障房融资平台的主要动因。

“保障房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与强调民生的一个新的利益结合点。”华创证券在走访调研河南省多个县市的保障房后撰文指出。目前河南省及河南主要城市的保障房建设热情高于市场普遍预期，保障房“大跃进”已经启动，并展开了包括城市化、承接产业转移等与保障房相关的一连串故事。

在资金安排方面，河南省通过多元化的建设模式予以疏解，试图形成一个可持续的资金循环——商品房配建经济适用房和公租房、经济适用房小区配建廉租房、部分棚户区项目市场化运作、产业园区公租房项目企业自我运作。总体上看，大部分资金压力可通过市场化操作分解，政府主要承担的是廉租房项目，事实上的资金压力小于市场预期。

土地方面，河南省发明了保障房“单列指标”。目前河南省多个城市已经明确将保障房用地指标单列，即地方政府在总量用地指标中会单独列出保障房用地限额。通常，在地方整个房地产用地开发中，保障房用地需求经常被延后安排，只有在满足商品房用地供给后，才有可能安排保障房用地。单列指标的推出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按照河南省的计划，4月保障房项目落地，5月、6月完成规划、建设等前期相关手续与准备工作；7月、8月、9月保障房大规模集中开工建设，三季度将成为“保障房红利”的集中释放窗口。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撰文引述《人民日报》的报道称，全国有655个城市正计划走向世界，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国家审计署对18个省、16个市和36个县本级的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09年底，这些地方的政府性债务余额高达2.79万亿元。

周其仁认为，这里的投融资机制与高铁、电力、能源、通讯等“跨越式”发展行业如出一辙，都是行政权力从投资源头开始，强有力地推动货币创造。

而保障房，很可能就是下一个拉动货币创造的龙头。因为当下这是一个最受各方欢迎的投资窗口。根据平安证券的测算，2011年规划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1000万套，需建设资金大约1.3万亿元，将拉动房地产开发投资增加约10个百分点，拉动GDP增长约1个百分点。保障房无疑已成为地方政府拉动GDP的新引擎。

开发商寄望再融资

“从短期看，大型房企特别是上市公司大规模介入保障房，从经济利益、资源分配各个方面看，确实与企业的经营冲突，但从长期看却是有利的。”远洋地产总裁李明在4月18日的媒体见面会上，道出了开发商的心态。

李明认为，目前保障性住房的大多数产品是不可能盈利的，企业是否会大规模参与，还需待保障房的盈利模式进一步明晰。

短期无利，长期有利，这是目前大型房企对保障房的普遍认识。对于大型房企来说，长期有利尤其关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与地方政府贴近关系，为今后源源不断地拿地做准备。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北京万科参与河北省保障房建设。万科总裁郁亮曾公开表示做保障房很难赚钱，但近期，北京万科与河北省住建厅签订了大规模的保障性住房建设战略合作协议，北京万科将与廊坊、保定、唐山、秦皇岛、沧州、张家口等六个城市合作开发公共租赁房、限价商品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项目，规模预计为6000—8000套。

由于北京可拿的土地越来越少，拿地也越来越难，北京万科早已显露出进军河北市场的心态。2010年1月，北京万科携手五矿等公司，拿下河北香河约534万平方米低密度住宅项目；7月，北京万科联合体又以3.18亿元竞得香河五宗住宅用地，总面积约26.5万平方米。

不少开发商也采用了类似万科的手法。在此前投资10亿元参与沈阳的一个保障房建设后，绿城于4月成功包揽了沈阳全运村12宗地块，其土地面积总计113.93万平方米，规划面积达18万平方米。

一位业内人士分析，参与保障房建设，打通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帮助开发商今后在当地拿地扩张最好的办法；至于短期利益，却是可以“放一放”的。

除了拿地，现阶段参与保障房建设的开发商还有另一个目的，即寄望通过保障房打通融资渠道。渤海证券发布报告显示，如果乐观估算，即便各项资金落实到位，支持保障房建设的资金总量仅为8200亿元，离实际需求的1.3万亿元还有4800亿元的缺口，因此保障房建设资金需要寻求其他路径得以补充。

房企们已陆续参透了保障房的玄机。平安证券发布报告认为，开发商除可借助保障房项目从政府获得信贷、土地、税收等多种优惠，还可从中获得商品房项目的机会。同时，保障房很有可能为上市房企打开融资渠道，无疑这是各大房企介入保障房建设的重要目的。

毛利低下和融资难，是当前保障房扩大规模的瓶颈所在。但随着调控的深化，开发商还可以寄望于再融资开闸来推动住房建设与供给。再融资的优惠政策一旦实行，肯定会优先给予大量参与保障房的上市房企。因而开发商有望借助参与大规模的保障房建设打通再融资的渠道，以缓解因房地产严厉调控引起的资金流紧张之困。

银行忙算账

可以想见，几乎没有一个地方财政能够满足如此大量的保障房资金需求，银行贷款仍是地方政府最主要的争取对象。但财新《新世纪》记者了解到，目前银行只对产权式保障房“动心”，对租赁式保障房则毫不“感冒”。

建行一位相关人士向记者表示，目前保障房的金融支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融资类产品，一种是投资类产品。融资类产品中，依靠信托资金，商业银行以委托理财的方式进入，通过理财、委托的方式来解决保障房的融资需要，但这部分资金不能够用来购买土地。在股权收益型产品中，私募投资基金投资保障房项目的股权，银行可以担任私募投资的财务顾问，帮助选择项目，并且参与保障房建设的投资决策。

然而保障房投资收益率不可能高，尤其租赁式保障房租金水平较低，缺乏自我运转的盈利模式，上述银行信托类融资产品恐怕难有市场。

一位国开行人士向财新《新世纪》记者坦承，保障房项目中带有商品房和商业配套的，以及像重庆模式中地段好、可销售的，银行愿意做；但多数公租房项目没有土地证，产权不明晰，银行不愿意做；此外，一线城市的房价有保障，银行愿意提供贷款，而越到下级的城市，银行越不愿意做。

今年初，国开行宣布将安排保障房新增贷款规模1000亿元，此后，江西、河南、湖北、广东深圳、山西等地方政府，都与国开行签署了百亿元规模的保障房授信协议。但实际上，贷款授信只是一个框架性的协议，资金并不一定真正能够全部落实，银行放贷还要逐个项目地审查。

险资和社保资金追求低风险长期回报，在保障房融资问题上也开始表态。3月，中国太保集团宣布，旗下太平洋资产管理公司发起设立的“太平洋—上海公共租赁房项目债权投资计划”正式通过了保监会的备案。此项债权投资计划募集资金40亿元，主要用于上海地产有限公司在上海市区约50万平方米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的建设和运营。

2月，社保基金首个30亿元的保障房信托项目在江苏省南京市落户，该笔资金将用于支持南京市花岗、西善桥等四个保障性住房项目的建设，建筑总面积将达到980万平方米，可为南京市提供8万套保障性住房。

不过，上述银行对销售产权式保障房的偏爱，侧面反映出未来保障房分配公平性的隐患。

秦虹在“财新圆桌会议”上表示，产权式保障房的分配，以及租赁式保障房的管理，将成为住房保障中最大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好，将严重影响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性。秦虹认为，应该减少产权式保障房的比例，杜绝保障房成为公务员的福利房。而实际上，各地目前为了完成下达的保障房任务，想方设法“筹房”，很多地方把给企业引进人才提供的住房，给公务员的住房都纳入了保障房。

本刊记者张宇哲、田林对此文亦有贡献

内斗打翻了茅台酒 中石化三公消费知多少

“茅台事件”曝出冰山一角，国企“三公消费”长期居高不下，痼疾难除

□ 本刊记者 孙慧霞 龙雪晴 | 文

中

国官场和生意场上每天迎来送往要喝掉多少酒，几乎无从得知。但是4月11日晚，一个名为“报料中石化”的网民，在天涯网站上晒出中石化广东分公司2010年9月购买茅台和拉菲的四张发票复印件，总金额达168万元。网帖称中石化广东分公司总经理鲁广余“先后购进高档酒三批，总价值259万元……所有酒都由个人支配使用”。

时逢油价再次上调，国有垄断油企巨头的奢侈消费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令民众倍感不平，尖锐追问油价中的“茅台成本”。刚刚由中海油空降中石化的傅成玉，到任董事长伊始，即面临危机公关的难题。

中石化集团在4月14日公开回应“茅台事件”时表示，公司已紧急召开党组会，决定立即派出由纪检监察部门、人事部门和相关业务主管部门人员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奔赴广东，对事件开展调查，“调查结果将第一时间向公众公布”。

财新《新世纪》记者19日从中石化广东分公司内部人士处获知，约五六人的联合调查组已在广东分公司进行了几轮约谈。截至记者发稿时为止，中石化调查组尚未公布调查结果。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20日已表示，在调查组最后结论出来之前,立即在中石化全系统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对超标准、超规定的行为，都要进行认真彻底的整改。”

然而，“茅台事件”只不过曝出冰山一角，国企“三公消费”长期居高不下，已成痼疾，在内外部甚至形成腐蚀性极强的“酱缸文化”。国有垄断企业监管缺位，成为绕不过去的改革死角。

内斗牺牲者

57岁的鲁广余或许从未料到，会以这样一种不光彩的方式突然下马。

鲁广余是江苏镇江句容县人，1976年进入家乡当地的句容县石油公司，在石油系统基层摸爬滚打多年，谙熟财务工作，口才亦很突出。2001年，鲁升任中石化江苏石油公司副总经理，2005年调至中石化贵州石油分公司任总经理，这段任职经历或许为他能方便地拿到成批茅台酒埋下伏笔。四年后，他再度空降中石化广东石油分公司任总经理。

4月11日网帖曝光鲁广余大宗购买名酒的同时，更指其从贵州升迁源于被中石化前董事长苏树林赏识，但鲁性格“飞扬跋扈”，与广东分公司其他几位副总关系不睦。苏树林一离任，鲁广余的反对派即开始发力。

上述内容由网友周筱赟在其博客上陆续披露。周筱赟声称，一直向其秘密报料的是中石化广东分公司管理层人员，而“茅台事件”正是由该公司内部权力斗争引发。

据财新《新世纪》记者了解，鲁广余的逐级升迁调任之路，在以中石化为代表的国有垄断企业当中并无特别之处。一位中石化总部管理人员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中石化各分子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和经营班子成员基本由集团公司领导决定任命。除了财务部门负责人，各分子公司对于中层管理人员的任免也有相应人事权。

广东是中石化全国布局中的重镇，设有化工销售和油品销售两个区域性总部公司和三个大型石油化工基地。其中，中石化广东石油分公司是广东省最大的油品供应商。在鲁广余之前，中石化广东石油分公司总经理张国强于2007年调任香港分公司，此后来自中石化总部的孙久勤也曾在此任上工作两年。目前，中石化广东石油分公司的高层领导班子除总经理鲁广余之外，还包括一名党委副书记，三名副总经理和一名总会计师，均由中石化总部任命。

鲁广余在中石化贵州石油公司总经理任上时，曾担任贵州省政协委员，调任广东后，也成为第十届广东省政协常委。《当代贵州》杂志2006年11月的一篇报道显示，鲁广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国企领导要“会做事”，具体而言就是要“用人、管钱、建机制”。

但中石化广东分公司应对此次“茅台事件”的处理方式被广为诟病。4月13日，鲁广余先后召集分公司领导班子、处室管理人员和外宣部门连开三个会，追查谁是内鬼。当天，中石化广东分公司新闻发言人解释称，这批被曝光的是“公司正常的商品购进，属于公司‘非油品’经营项目”。随后有新华社记者走访当地加油站便利店，得知并无此类高档茅台和拉菲酒出售，中石化旋即陷入“越描越黑”的窘境。

财新《新世纪》记者了解到，2010年，中石化集团与贵州茅台集团曾签署合作协议，在全国15000家中石化加油站里销售茅台酒，但仅销售飞天茅台、茅台神舟、茅台王子酒等500元以下的低价茅台，并不包括2000元以上的高价茅台。记者采访到的数位中石化公司中层及普通员工均表示，不知道公司有购买高档酒用于“非油品经营”的业务。数位茅台经销商向记者表示，消费者会去酒品专卖店买高档陈年茅台，去加油站买高档茅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唯有在深圳中石化大厦VIP贵宾厅内，工作人员对前来暗访的媒体记者称曾销售过茅台年份酒，但这样的年份酒需要有关系才能拿到。

而对于这批酒的流向，报料人则声称，鲁广余主要用于接待中石化公司总部领导、系统之外的地方重要领导，其中既有公务接待，也惠及私人朋友。

一位一年前由地方分公司调任中石化总部的中层管理者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高规格吃喝招待在国有大型企业里是普遍现象，“鲁广余比较倒霉，被想弄倒他的人抓到把柄而已”。

该人士告诉记者，中石化总部跟分公司之间实行预算制，以经营业绩作为最主要的考核指标。总部对分公司每年都有接待费或业务费预算，“一家区域分公司一年接待费预算上千万并不出奇”。他认为鲁广余的问题是滥用集中采购，按公司财务规定，如此大规模的集中采购是不被允许的，“但如果没人举报，也就平安无事。”高达数百万的购酒费，在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中的“管理费用”栏并不会详细公布。

中石化已不是首次被批奢侈浪费，2009年7月，有网友报料中石化花2.4亿元装修总部大楼，安装1200万元天价吊灯，引发公众指责，后来中石化澄清吊灯造价为156.16万元。一位在中石化总部大楼上班的员工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中石化内部对“天价吊灯”事件并未追究，随着公众追问平息，也就不了了之，这盏引发轩然大波的昂贵吊灯至今依然悬挂在总部大楼的大厅里。

公款茅台黑洞

人说“酒后吐真言”。然而在每年消费9000吨茅台之后，无人能说出关于茅台消费的真相。尽管茅台公司董事长季克良一直不承认茅台是奢侈品，但一瓶茅台飞天酒的价格从2002年的200多元，一路涨到现在的1000多元，高档茅台确已成为彻头彻尾的奢侈品。

茅台价格的疯涨，显然不是中石化一家公司大肆消费的结果。高档酒店生意兴隆和高端白酒不断涨价，揭示出政商界公款吃喝风日盛的现实。

一位茅台酒经销商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茅台产量有限，一瓶年份酒制作流程至少需要五年，产量不可能大规模增加，所以一酒难求。茅台在全国有1000多家经销商，其中一级经销商多为大公司机构和大老板。经销商只要能拿到酒，就能赚钱。若需计划外批一件酒，需要茅台公司三位高管中的两位共同签字，由此可见紧俏程度。

也正因此，市面上茅台假酒泛滥，人们以搞到真茅台为荣。该经销商透露，不少政府宾馆也是通过特殊关系渠道才能拿到真品茅台，以前广东省委下属的松原宾馆，还是通过前省委副书记才拿到酒，“当时批了20件，一件6瓶。”

无怪乎中石化内部甚至有人士表示，鲁广余大批购买茅台的出发点“或许是好的”，“毕竟他拿到的价格比市场价便宜许多，也是给单位节省成本。”

一位《糖烟酒周刊》的资深编辑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茅台前总经理乔洪2006年曾公开表示，茅台的消费群体主要包括公款、大款和礼品消费三大块，“茅台在公款方面已下了大力气，但是在大款和礼品方面比不上其他品牌。”乔洪因此鼓励经销商继续多向大企业公关。

财新《新世纪》记者了解到，早在2005年，吉利汽车和民生银行已成为茅台的大客户。茅台随之向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开展定制业务。

根据贵州茅台飞天酒业股份公司的网站资料显示，2005年新发展的定制客户还包括国家检验检疫总局和中国移动集团。很难想象，这些消费会是个人买单。

一位五粮液供应商对记者表示，近年来茅台酒已占领军方市场，今年1月更与包括沈阳、北京、兰州、济南、南京、广州、成都军区在内的七大军区结成军企友好共建单位，其他品牌很难打进去。一位国防部外事局的前官员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确认了这一说法，他表示，军队是茅台酒消费的大户，目前茅台对八大军区均有特供酒，军方大院的附近多有茅台酒的营销点。

该供应商表示，主攻政商界几乎是所有高档酒类产品的共同策略。他自己曾在一位在东莞高档小区开餐馆的朋友那里，看到当地某副市长在一个月内高档酒消费金额近20万元，以拉菲等进口葡萄酒居多。该餐馆甚至为该副市长特设了一个出入通道。

谁来监督国企“茅台成本”

中石化购买的100多万元茅台和油价上涨之间并无直接联系，但是国有垄断企业成本高企，缺乏监督，则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现有的成品油定价机制采用“原油成本法”，以进口油的价格加上关税、消费税、增值税、运费、炼油厂的炼油成本，加上适当的利润空间，共同形成国内成品油零售基准价。

一位在广东石油协会任职的研究人员表示，除了国际石油价格高涨，国有石油公司管理缺乏效率，企业成本不透明，也是油价高的原因之一。

这位研究员表示，中国政府顾虑石油是战略物资而迟迟不愿开放石油行业，缺乏竞争也是导致油价高的重要原因。1992年以前，粮食市场也一直由政府控制。广东是第一个开放粮食市场的省份。他作为广东经贸委综合处处长，亲眼看到粮食市场开放带来的活力与效率。他认为，石油行业同样应该借鉴粮食市场的开放经验，免得“少数公司垄断某个行业，改革不到位，挥霍与腐败成为常态”。

在另一家国有电信企业，财新《新世纪》记者曾听内部人士谈到，某省公司的领导甚至专门购买了一个酒庄，以供应企业内部的酒品消费，这至今仍是企业的一个包袱。

2011年3月2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2009年和2010年大幅压缩的基础上，2011年继续压缩中央部门“三公”经费预算。尽管反腐败一直是政府和国企年年要唱的“固定曲目”，央企出资人和监管者国资委并没有专门机构来治理反腐，基本依靠由纪委、监察局的检查小组每年到各家央企“传达反腐精神”，剩下则靠各公司内部审计监察。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4月11日，就在中石化广东分公司天价购酒曝光当天，国资委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带队，带领国资委惩防体系建设检查组来到中石化总部，检查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工作。

2010年8月，成立三年的国家预防腐败局确定将中海油总公司机关和所属中海油天津分公司，作为预防腐败工作试点单位。同年10月，中海油组织全系统处以上领导人员学习《镜鉴——国有企业廉洁从业教育读本》，该书选录近几年中央企业查处的100个腐败的典型案例，是专为国有企业开展廉洁从业教育编写的教材。

浙江财经学院院长王俊豪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表示，垄断必然滋生腐败，这是垄断行业挥之不去的体制性弊端。他认为，1997年以来，中国垄断行业经营性国有资产日益庞大，正成为具有强大讨价还价能力的利益集团，政府对其管制难度日益加大。

“它们对国家政策有着巨大影响，甚至能够左右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其高利润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侵蚀相关上下游生产行业和消费者利益得到的。”王俊豪认为，大量垄断利润的存在，为垄断行业的集体腐败提供了借口和物质基础，也促使它们追求更高的福利、更多的工资，从而为更大的群体性管理腐败埋下了隐患。

华锐退货危险信号 风电企业现金流亮红灯

中国风机行业的领军企业在四年高增长后，正陷入现金流捉襟见肘的窘迫期。华锐是代表，退货是开始

□ 本刊见习记者 王小聪 | 文

投

资于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企业美国超导股票的投资者也许没有料到，其手中的美国超导股票会因大洋彼岸的一家中国公司而一夜之间缩水40％。

4月5日，美国能源设备制造商超导公司发布公告称，3月31日，其最大的客户中国华锐风电拒收美国超导公司货物，这些1.5兆瓦和3兆瓦风机核心电控组件原定于3月交付。

同时华锐还将对部分合同延期付款，这些合同大约价值5600万美元。美国超导随即将2010财年的营收预期从4.4亿美元下调至3.55亿美元。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超导有四分之三出货量销往华锐风电。美国超导股价由此大跌。

随后的4月12日，一家名为Izard Nobel LLP的律师事务所代表部分投资者在马萨诸塞州，向美国超导发起了集体诉讼，指责美国超导一直没有及时披露其与华锐的供货细节。

作为中国风电市场龙头企业的华锐风电，甘冒打破良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大不韪，拒收合同货品，绝非寻常之举。

大洋彼岸的这场官司，折射出中国风电行业步入下坡路的现实。以华锐为代表，中国风机行业的领军企业纷纷陷入现金流捉襟见肘的窘迫期。

存货多了，现金少了

华锐风电高级副总裁陶刚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表示，华锐和美国超导目前仍处于正常的履约状态，双方就拒收一事需要继续沟通。

但市场分析人士不这么看。中金公司4月初发布报告称，美国超导是华锐重要的合作伙伴，“华锐风电推迟付款凸现出其现金流状况恶化，这可能是由于风电运营商延期付款所致。华锐风电公布的2010年业绩显示：尽管向供货商推迟付款，但其经营性现金流仍为人民币负10亿元，为四年来最差。”

华锐风电刚刚登顶全球风机市场占有率第二，其最新发布的2010年年报显示：2010年营业收入达到人民币203亿元，利润达到31.7亿元，这两项业绩都比2009年增长了48%。

然而这代表的是过去，如今风机市场的整体表现不容乐观。据中国风能协会统计，对比同期中国风机市场的增长率，2010年中国新增安装风电机组12904台，装机容量18927.99MW，年同比增长37.1%。

这个增长率并不低，但放在中国风机市场连续四年翻倍增长的背景之下，增速的骤降让人感到一丝寒意。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国风机市场老大的华锐，虽然保持了收入和利润的增长，现金流却遭遇挑战。中金公司指出，华锐2010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是负10亿元，而2009年这一数字是正的13.8亿元，也就是说，一年之间，华锐的经营性现金流下降了173.6%。

一位长期跟踪风电行业的分析员对财新《新世纪》记者分析称，“华锐这么大的负现金流，一半来自应收账款，一半来自存货。”

从年报数据来算，华锐2010年存货周转率为1.69次/年，应收账款周转率为3.15次/年。而根据中信证券的统计，华锐2007年的存货周转率为4.23次/年，应收账款周转率为8.18次/年。三年间，这两项重要的财务指标直线恶化。这是需要投资者警惕的信号。

对此，华锐风电高级副总裁陶刚表示，存货激增是华锐出于战略准备的一种安排。

他解释说，华锐存货变化主要来自于甘肃酒泉的一个3兆瓦产品线。华锐对该示范项目承担60%的供货任务，因为新机型的生产和调试周期比较长，为确保履约能力，华锐提前准备了100多台3兆瓦的机组以及几台5兆瓦机组，单这一项就使华锐2010年存货量增加20多亿元。

2010年华锐中标384兆瓦和45兆瓦的甘肃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示范项目。

陶刚称，对示范性的大项目或新机型，提前准备大量库存是华锐一贯的市场策略，即以强大的供货能力提高市场竞争力。他举例说，华锐能拿到中国第一个海上风电示范项目——上海东海大桥10万千瓦海上风电示范项目，就因为事先在设计、零部件采购和测试上早有准备。

但陶刚的这一解释并不能让业界完全释疑。2010年华锐存货年末余额为人民币112亿元，比年初余额增加43%。华锐在年报中承认，主要原因是销售规模扩大，公司原材料和半成品储备增加。

一位熟悉风电行业的业内人士向财新《新世纪》记者分析说，存货一般分为产成品和半成品，如果存货中大量存在半成品，问题就比较大。因为产成品可以很快交付，半成品却不能。另外如果市场不景气，客户要求延迟交货的话，大量半成品会长期占用资金，进而影响现金流量。

过去数年来，风机市场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客户抢着下订单。风机厂商在计算订单时，一般习惯于将中标数与中标并签订合同的两类订单都计算在内。然而，只有后一种情况，即签订合同后，风机厂才能收到预收款。

2010年，华锐手中可能握有大量中标但未签合同的订单，而这些订单是收不到任何预收款的，在目前风电项目核准难度加大的情况下，如果华锐已备货生产，那么资金自然被大量长期占用在存货上。

付款方式渐变

无独有偶，中国风机行业另一领军企业金风科技最新年报中也有同样的问题：2010年金风科技在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增长63.8%和40.5%的情况下，经营性现金流却从2009年的13亿元迅速下降到1.8亿元，下降幅度达到86%。

一位曾在金风科技任职的专业人士向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担心，“这个行业很看重订单数和预收货款是否匹配。”

据他所知，金风科技和华锐2010年拿到的风电项目订单很多，风机厂与风场开发商过去的付款方式为：签单时，风场开发商向风机厂支付货款的10%，投料时付30%，交货时再付40%，最后安装调试后结清尾款。所以订单数和预收货款应保持一定比例的对应关系。

但是上述风电行业人士发现，金风科技和华锐2010年预收货款都下降得很厉害。究其原因，除了订单数不能真实反映供货合同签订量，很大程度上是风场开发商纷纷延迟付款所致。

另一位风电行业人士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现在随着行业竞争的加剧，这个行规已经慢慢被打破，开发商要求延后支付30%的投料款。一些小厂商先开始松口，而后蔓延到大厂。”

为什么行规逐渐向开发商一侧倾斜？从这几年风机市场的变化可以窥见端倪。前几年风机行业风光无限，利润率很高，吸引了很多企业来做利润率最高的风机整机装配。经过几年发展，风机行业的产能已经远远超出本年度实际的装机量，风电行业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

华锐风电的一位内部人士回忆起2007-2008年市场盛况时说，那时华锐的风机供不应求，许多客户直接将车开到厂门口等着拉货，通常会预先支付货款，或者迅速结款。但情况在2009年开始慢慢变化，到了2010年，则完全变成了买方市场。他承认，市场环境的变化对风机企业的收款有影响。

一位来自五大发电公司下属风场的业内人士也证实了这种说法，“2008年我们招标时，一千瓦机组大概是5000到6000元人民币，现在不到4000元。风机厂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所以开发商这边肯定要压一点款。”

同时，国家信贷政策的收紧也对风场开发商加了一道紧箍咒。上述风场人士介绍说，以华能集团为例，以前华能的风电项目可以在基准利率上打九折拿到银行长期贷款。因为风电是国家扶持发展的项目，而且不受燃料成本上涨影响，银行认为风电项目的偿债能力要优于火电。但是在国家信贷紧缩的大背景下，华能的风电项目现在得按基准利率或在基准利率上加0.05才能拿到银行贷款。

陶刚也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利率提高，很多企业都很缺钱，也影响到了企业的一大批客户。

“这是一种连锁反应，如果我们的客户资金链紧张，那它们与华锐结款的周期也会相对拉长。”陶刚说，结算方式也更加多元化。以前是现款结算，如今结款方式常常是组合式的，比如是现款与承兑、与融资租赁等方式的结合。这无形中又拉大风机厂现金回笼的周期，造成应收账款周转率的下降。

“今年的日子都不好过”

中国风机市场上的风机厂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包括华锐风电、金风科技和东方电气，2010年三家加起来的市场份额超过57%。再加上排名前20位、称为“第二梯队”的风机厂，这23家企业在2010年贡献了高达98%的市场占有率。

而全国风机厂据估计有80多家，那些排名靠后，被称为“第三梯队”的厂家几乎不能量产，或是仍处于研发阶段。在国产风机千瓦价格已降到人民币3400、3500元时，这些还未实现规模化经营的小厂生存压力可想而知。

明阳风电首席运营官郝义国今年4月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未来三年可能是风电行业洗牌的时候，“目前很多风机厂报价每千瓦3500元，据我所知一些小的风机厂，其采购成本就超过每千瓦5000元”。

对于目前风机市场的生态环境，陶刚引用了一个经济学经典理论来诠释。他称，竞争初期，厂商肯定会享受一段超额利润率；后来大家都来干，利润率就降到行业平均利润。市场总有非理性成分，所以必将从充分竞争发展到过度竞争，然后开始行业洗牌，最终又回到正常利润率。“我觉得我们风机行业正处于从充分竞争到过度竞争这个阶段。”

洗牌已经悄然开始。2009年进入风电研发领域的哈空调，今年1月28日发布公告宣布，将停止目前的风机研发活动，撤出风机市场。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施鹏飞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行业洗牌已经开始了，只不过最终谁出去、谁不出去还不太明确。”

一方面是风机行业洗牌趋向初现，另一方面风电上网瓶颈难破。今年2月24日甘肃酒泉发生的风机脱网事故，引起电监会高度重视。电监会近日发布了《风电、光伏发电情况监管报告》，提出风电发展的几大问题。电监会认为，中国部分地区存在大规模风电难以消纳、电网建设跟不上风场建设速度等问题。

同时，国家能源局正研究制定规范风电项目审批制度的管理办法。据五大电力公司内部人士介绍，装机容量在5万千瓦以下的风电项目，以前一直由地方政府核准。

为了项目尽快上马，很多地方出现了大量4.95万千瓦或4.93万千瓦项目的现象，“哪怕本来是15万千瓦的项目，也可以做成三个4.95或4.93的项目去申报。”

目前正在制定中的管理办法重新规定，地方政府在核准装机容量在5万千瓦以下风电项目之前，必须拿到国家能源局的复函，否则不予通过。

电监会和国家能源局的种种措施显示，新增风电场项目今年将很难高速增长，多家券商分析机构也纷纷下调2011年风机市场增长率，预计增长率将与2010年持平或者略有降低。

一位风电行业的投资人士向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今年的日子都不好过。”包括摩根士丹利和高盛在内的海外大投行都在唱空金风科技等中国风机领军企业。从国际范围来看，美国和欧洲的风机市场近几年亦表现疲软。不过这位投资人士同时认为，现在也是资金进入风电市场的好时机，低价进入后可以静待市场的整合，等并网问题、风电输送问题得到解决后，中国风机市场有望再现曙光。

本刊记者蒲俊对此文亦有贡献

专栏

万里长城和泰姬陵

□ 陶景洲 | 文

在海南三亚举行的金砖五国峰会在世人关注下闭幕。这使我想起几年前希望探讨的问题：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到底有何不同？为什么能在发展中国家中双双异军突起？

多次出入印度，尤其在2007年夏季，我曾拜会印度商业和工业部部长拉梅什，他被视为“中印”一词的创造者。中印关系，有时就像这个词那样紧密。每次想到这个词，我都不禁联想中印发展模式的异同。

在政治制度方面，印度有大小1000多个政党，实行议会制度，你能想象1000多个政党参与选举该是多么热闹甚而嘈杂。而中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个民主党派参加的、非直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印度是世界宗教的博物馆，不信仰宗教的人几乎不存在。而在中国，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信仰宗教者的比例少得可怜。是宗教的狂热可怕，还是信仰缺失的虚无可怕？

印度司法独立，但法官办事效率低下。根据现有情况，按现有法官的结案速度算，他们大约300年后可以审理完毕手中的案件。而中国的法官每年有结案率的绩效考察，审结案件的效率似要高出印度许多，当然有时案件处理“难免”草率。

印度贫富差距随处可见。我有一次去孟买郊区，出租车司机为赶路，路过面积庞大的贫民窟。似乎看不出那些贫民们对我们这些路人的憎恨或敌意。而中国尽管常有强制拆迁的民怨或冲突，棚户区或旧城改造进展迅速，已不存在像印度那样“悲惨”的贫民窟。

印度公共工程进展迟缓，任何一项高速公路、铁路及机场建设，都会由于民众反对或司法程序而停滞不前。新德里、孟买和班加罗尔等我所去过的印度机场，都陈旧不堪，从机场到市中心也没有像样的高速公路。而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高速铁路既是世界最快，也是世界最长。政府意志决定了建设速度，强制拆迁造就了数不清的新城和小区。而在印度现有政治体制与司法制度之下，这样的速度怕是永远也不会有的。

缺少像中国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的硬环境，印度似乎更注重软件开发、IT产业发展，服务外包发展迅猛。由于印度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历史，一般民众英语达母语水平。世界众多大公司的呼叫中心设在印度；而中国则是生产实物的“世界工厂”。

印度看不到令我印象深刻的现代化建筑，更没听说领导人有什么像样的“形象工程”。而在我们偌大的国度，不时听说某些地方领导有大手笔，连我的家乡，也能爆出县级政府建成比美国白宫还壮观的“白宫”。

2007年夏季拜会两位印度政府部长的新德里之行，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部委办公楼里竟然没有空调，40多度的高温，令我几乎中暑。空调只有部长们的办公室内里有。这使我震惊：没有良好的工作环境，怎么可能有效地“为人民服务”？

在中国，雄心和抱负使我们建成了万里长城，并在当代修出笔直的高速公路和无与伦比的高速铁路。我们大干快上经济建设，“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老百姓们努力工作，恨不得一天后就能成为百万富翁。而印度人的心态似乎比较淡定，他们安于现状，那些在贫民窟生长的人，似乎没有改变他们生活现状的愿望，很是认命。我总怀疑他们是不是宗教“鸦片”抽多了。我十多年前曾从新德里乘坐拥挤的火车去阿格拉，计划参观举世闻名的泰姬陵。正要从“红堡”出发去几公里外的泰姬陵时，客户要求我立即返回新德里以赶回北京，因而抱憾最终没能踏足泰姬陵。近来听说泰姬陵附近河道干涸，地基所用的木桩缺水，基座最终将会崩塌，我担心这不仅属于印度，更属于全人类的完美建筑的命运。

中印两国政治、司法、宗教、文化等方面大相径庭，发展的道路亦殊不相同，很难从他们的同步崛起中找到共同的要素，也因此，对于中印发展模式的比较和争论一直很热，还会热下去。让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为国际商会仲裁院委员、伦敦国际仲裁院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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